G20定调结构性改革48项指导原则形成约束力

本次G20峰会的最大亮点之一，无疑是将结构性改革提到了作为全球发展的解决方案这个新高度。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3日的演讲中表示，中方把创新增长方式设定为杭州峰会重点议题，推动制定《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目的就是要向创新要动力，向改革要活力，把握创新、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经济的历史性机遇，提升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

“这是二十国集团首次围绕创新采取行动，我们要把各国实施创新政策的力量汇集一处，做到理念上有共识、行动上有计划、机制上有保障。我们要针对全球经济增长低迷出现的突出问题，在宏观经济政策上进行创新，把财政货币和结构性改革政策有效组合起来。”习近平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家李佐军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这次G20峰会，为未来全球经济的调整和发展点明了发展方向，可以说等于起到一个‘指路标’的作用。”

为了应对2008全球金融危机而正式形成的二十国峰会，在其成立的第八年，转向了更长远的目标。G20峰会开幕前夕，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阐述了这一变化。楼继伟表示，中国作为2016年G20主席国，推动G20由危机应对向全球经济的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从关注短期政策向更多关注结构性改革转变。

对这一转变，主办方中国和各成员国进行了充分的前期准备。

2016年2月26日，G20结构性改革高级别研讨会在上海举行。这一会议由中国财政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主办，财政部亚太中心承办。财政部部长楼继伟、IMF总裁拉加德、OECD秘书长古里亚、上海市市长杨雄等出席。

寻找最大公约数

全球多个经济体都急需结构性改革，但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又都遇到了诸多困难，进展速度不尽如人意。与其对应的是，中国的改革同样进入深水区，“低垂之果”都已摘完，这是当前中国和各成员国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今年7月，IMF将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下调至3.1%和3.4%。IMF指出，世界经济面临“老龄化”问题，发达经济体过度举债，新兴经济体企业债务高企，投资低迷，失业率维持高位，导致世界经济潜在增速进一步放缓。

事实上，自2008全球金融危机爆发8年以来，各经济体在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应对危机方面不断出招，但全球经济增长仍然不断放缓。

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边际效应日益递减的当下，结构性改革被寄予厚望，亦逐渐成为共识。习近平在演讲中表示，面对当前挑战，“二十国集团应该调整政策思路，做到短期政策和中长期政策并重，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并重”。

在9月1日的新闻发布会中，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阐述了对短期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关系的理解。易纲认为，从短期看，全球的主要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那么针对这种有效需求不足，从短期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就非常重要，因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解决短期问题上，特别是在提升需求方面有着比较明显的作用。

“从中期和长期看，其实我们要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所以从中长期看，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就更加重要。在具体的政策执行中，各国可以根据自己情况把短期和中长期政策结合起来，使得我们进行改革的时候减少阵痛，并且为改革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政策环境，使得我们的改革可以成功地得以执行。”易纲说。

李佐军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G20提的结构性改革和我们国内的供给侧改革，不同的地方在于，中国国内会更多地提及去产能，煤炭钢铁的减产，都会对世界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而国外的结构性改革，由于是受市场调控，不太存在去产能的问题，更多倾向于发展高科技产业。”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结构性问题，但是每个国家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不尽相同。比方说中国现在有个任务就是“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个结构性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美国现在要提升它的利率，但同时世界正在出现负利率，事实上货币政策在调整过程中也有结构性改革的问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说，有的国家可能这个问题大，有的国家可能那个问题大，但是我们有一个最大公约数，这次杭州会议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大的贡献。最终会出台一系列的指标性体系，以及原则问题和主要改革领域。

48项指导原则形成约束力

“今年，我们已经就《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达成共识，一致决定通过创新、结构性改革、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新方式，为世界经济开辟新道路，拓展新边界。要沿着这一方向坚定走下去，帮助世界经济彻底摆脱复苏乏力、增长脆弱的局面，为世界经济迎来新一轮增长和繁荣打下坚实基础。”习近平说。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则认为，结构性改革的概念在数年前已经在G20峰会上出现，卢锋的期待是，“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仍然需要很大的努力，要把结构性改革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楼继伟在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中国的大力推动下，G20在结构性改革方面，“明确了结构性改革的9大优先领域和48项指导原则，并制定了一套衡量结构性改革进展和成效的指标体系。这在G20历史上是第一次，体现了标本兼治促增长的理念”。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徐洪才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现在提出的9大优先领域，48项指导原则，都是相当明确的目标，对所有的G20成员国，都有一个明确的指导作用。同时以文件的形式出现，也形成了约束力。”

卢锋参与了此次结构性改革方案中指标设计的部分技术工作。“优先领域包含贸易和投资开放、推动劳动力市场改革、鼓励创新、促进财政改革等。指标体系包括劳动生产率、就业率、政府债务、基尼系数等12个指标。G20各国同意根据指标体系每两年就改革的进展进行一次评估，纳入问责评估报告系统中。中国在G20这个平台上，高度重视和推动结构性改革议程。中国自己就在推进结构性改革，我们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很困难很艰苦的选择，但是不可回避。”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引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拉古兰·拉詹文章《结构性改革为什么那么难》的观点阐述了结构性改革艰难的原因：结构性改革取得的成果、带来的益处是长期的，但是从短期来说，有一部分人会受损，所以就在刚开始进行的时候很难被接受。

吴敬琏认为，目前中国需要抓紧进行的重点改革有六个方面，分别是：制定和执行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金融改革、国有经济改革、竞争政策的贯彻、自贸区试验及其推广、建设法治国家。

“如果去年的一带一路、亚投行，显示了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全球影响力的提升，这一次中国在G20峰会倡导推进G20结构性改革议程，彰显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内外贯通的特点。”卢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