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1块交5毛? 制造业争夺战开启中国是否会减税?

最近，曹德旺、宗庆后等实体经济企业家不断呼吁降低中国企业部门税收负担，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在此前，台湾制造业巨头富士康、日本科技企业软银集团大规模加码对美投资，其背后动因无疑是特朗普大规模对实体经济和企业部门减税让利。

事实上，特朗普大张旗鼓的减税计划，已经使得英国政府提前跟进，正式批准了进一步下调企业所得税的政策，并承诺英国企业所得税将降到G20国家中最低水平。

在此内外争夺国际制造业投资的暗战中，中国企业部门的税收负担如何？我们的财政收支和债务状况能否支持跟进实施相应的减税政策呢？

民企税负处于啥水平？

民企税负水平怎么样？看数据。

由表可知，2012年同2008年相比，民营企业的营业收入总额增长幅度较大，五年内增长了2.6倍；资产总额增长的幅度更大，五年内增长了3.2倍；从利益分配角度看，这五年内对外分配给国家的税收增加到原来的1.92倍，对内获取税后净利润则仅为1.58倍。

可以说，五年来民营企业勇敢地顶住了金融危机、金融风暴和金融海啸的层层巨浪冲击，而从利益分配关系看，各年度纳税总额增幅整体快于税后利润增幅，2012年纳税总额己经超过了税后利润总额；从另一个角度看，民营企业税负同营业收入基本保持同比增长，而税后利润增幅则逐渐落后于营业收入增长速度。2008年税负率为3.61%，到2012年增长到4.1%，税负提高了0.49个百分点；这五年期间的营业利润率则由2008年的3.99%蹒跚增长到2012年的4%，增幅仅仅有0.01个百分点，基本处于未增长的“冻结状态”。当企业创造的营业收入除了沉积一部分运营资产外，没有给投资者带来更多的利润回报，更多的营业利润被税收分配走，必将影响企业资本扩张能力和再投资积极性，相当于税收侵蚀了民营企业资本，这显然是一个不正常发展状态。

国内企业的税负主要来自哪里？

除了25%的企业所得税，还有高达百分之十几的增值税，更别提印花税、车船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费等其他税种、费用。

中国的税负究竟高不高？不同的人和企业、机构，都曾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验证，给出了一致的答案。

比如，曹德旺说，美国对企业征收的所得税是35%，加地方税、保险费其他5个百分点共40%，而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给出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非常大的负担就是宏观税负率太高。1995年，宏观税负率只有16.5%，2000年也只有21%，2005年26%，2010年一下子到了36%了，2015年，企业的宏观税负率已将近37%；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测算，我国企业综合税负达到50%以上，在21个亚太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第四。其观点更为激进：中国的税率让企业老老实实交税，基本上处于死亡的边缘，这就是“死亡税率”。

更现实的问题是，在企业税负普遍较重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常常处于更不利的地位。对于国有企业，国家经常给予返税。一些垄断型央企集中在产业链的上游环节，税负主要转嫁给了中下游企业和消费者；若剔除企业规模和业务类型特殊的央企，民营企业的税收负担率，明显高于地方和部委所属国企。

我国有必要降低企业部门税收负担的三点原因

当前，企业部门税负高企是我国民间投资持续低迷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我国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的重要原因。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大规模对企业部门减税让利显得尤为必要。

首先，我国宏观税负显著高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合理水平。关于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各种分析见仁见智。在此，笔者以IMF统一标准计算（即一国的广义财政收入包括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之外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2015年我国广义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即宏观税负）为34.3%，而2013年发达国家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OECD）平均的宏观税负为34.16%。与此同时，现任财政部长肖捷2011年的一篇学术文章《走出宏观税负的误区》的基本结论指出，“随着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处于快速上升阶段，宏观税负水平也应随着经济发展相应提升”。由此可见，当前我国的整体宏观税负，显著高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合理水平。

其次，私人部门总税率高企是影响我国营商环境的重要负面因素。虽然国内一些学者对世界银行《2017年世界营商环境报告》关于中国私人部门税负估算并不认可，但必须承认，该报告估算的私人部门税负水平，仍大体反映了各国横向比较的真实税负。根据该报告，2015年中国私人部门总税负（占税前利润比重）为67.8%，在G20国家中仅低于阿根廷、巴西，而这两个拉美国家长期处于高利率、高税负和资本外流的经济疲软之中。中国私人部门的总税率，显著高于中国制造业G20国家中主要竞争对手印度、墨西哥、印尼等国家私人部门总税率。同时，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转移目的地如马来西亚、越南、孟加拉、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私人部门总税率均在40%以下，大幅低于中国私人部门总税负。私人部门总税率偏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营商环境的重要因素。

最后，企业部门高税负是我国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的关键因素之一。近年来，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大幅下降，特别是企业盈利能力快速恶化，既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经济新常态的中长期结构性因素，但企业部门的高税负影响不容忽视。从中美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变化来看，2011年以来我国A股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从12.3%持续下降至2015年6.2%左右，接近腰斩。与此同时，尽管标准普尔500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也经历了下降，但始终保持在12%以上，显著高于历史平均水平。因此，特朗普针对企业部门的减税政策实施，将进一步扩大中美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差距。

我国财政和债务状况具备降低企业税负的基础条件

为了保持中国营商环境对国内外企业的投资吸引力，一旦特朗普执政后减税政策付诸实施，中国可考虑积极跟进减税政策。在笔者看来，基于当前的财政和债务状况，中国有条件实行较大规模让利于企业部门的减税政策。首先，从财政状况来看，当前中国的财政状况十分稳健。其次，从政府的债务存量来看，加杠杆的空间相对较大。再次，中国政府部门持有大规模的沉淀资金是减税的有力保障。日益高企的政府沉淀资金，主体是财政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两部分。与发达国家实行“高税负、高福利”政策相比，中国是在较低福利水平上实行较高税负，政府收入并没有及时以支出的形式返还实体经济，而是以财政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等形式大量沉淀为政府存款，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不高。这些政府部门的沉淀资金是下一步我国实行减税政策的有力保障。最后，各级政府持有巨额国有资产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

综上所述，随着特朗普减税大招引领的新一轮减税潮的可能到来，全球争夺实体企业投资将日益激烈。在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能源成本、土地成本不断攀升或持续高位的背景下，我国决策部门近年来已经通过营改增等税制改革，间接地、较大幅度地减轻企业部门税负，从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来看，更加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将成为供给侧改革的主要政策工具，而降低税负则是降低企业成本、振兴实体经济和财政扩张的主要方向之一，这些举措都将有利于改善中国经济的营商环境，提升中国实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如何从税收角度留住民企?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今天的小微企业，很多会成为未来的纳税主体。这些企业给他们一些阳光就能够灿烂，对他们的税收优惠应该继续扩大。

【宗庆后】:实体经济对国家贡献很大，现在应该休养生息一段时间，要少收点税、取消点费，一个国家没有实体经济，国家想要富强，我想不可能。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刘戈】: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制是抑制民间投资的重要因素，直接税更加符合税负公平和量能纳税的原则，对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和社会保障的满足具有特殊的调节职能作用。直接税采用累进结构，根据企业利润和私人所得的多少决定其负担水平;同时，直接税累进税率的采用，政府可以更精准的实现对创业的鼓励和对企业研发和创新的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