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从任正非等出租到宗庆后坐二等车想到的

有两张照片，流传得很广。

一张是华为的任正非排队等出租。它被摄于今年4月16日，当晚临近十一点，72岁的任正非在上海虹桥机场，独自拉着拉杆箱，排队等候出租车，身后没有一位助理。

另一张是娃哈哈的宗庆后坐动车二等座。这是圣诞节前的事情，有人在动车G2365的二等车厢里偶遇宗庆后，据说他目前一年的花费仅仅只有五万元。

任、宗两先生，分别出生于1944年和1945年，都到了有人该给他们优先排队和让座的年纪了。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均身价显赫，任先生管理着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宗先生在首富榜上梅开三度。

课堂上，有同学问我，你怎么看。

我说，如果是我，有司机接，不会去排队等出租，有商务座，干嘛坐二等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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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行为都可以进行动机解释。我没有当面询问过任、宗两先生，就只好兀自猜想，排出四类动机。

第一类动机是被迫性的。

比如，恰巧那天司机跑错机场了，任先生一生气就自己去排队等车，或者他有一个必须及时赶到的约会，再或者，他不知道还有一个叫滴滴的叫车工具，也许知道，也许不会用。

而宗先生坐二等座，也许是商务座的票被抢光了，秘书同学没有能力弄到一张票，于是，献上膝盖，辛苦老板。

第二类动机是表演性的。

如果是这样，那就要在 PR（公关策划）的范畴内去讨论了。

第三类动机是随机性的。

任先生和宗先生都是随性之人，他们并没有觉得排队等出租或坐二等座是多么突兀的事情，如果有司机来接或能坐商务座，当然最好，如果没有，多挪几脚，权当散步，坐坐二等座，还能逗邻座的孩子玩。

第四类动机是道德主动性。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自律性行为，他们认为，无论权势多大，身价多高，都应该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能节约一分，绝不只省五厘，将自己对物质的追求降低到尽可能低的水平。而这种行为的本身，又带有宣示的效应，他们将以此要求于自己的部属，乃至示范于自己所在的阶层。

值得展开讨论的，当然是第四类动机，因为这两张照片所激起的热烈反响，只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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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宗两先生都出生于战乱年代，及至青春，不幸遭遇文革，文攻武卫，上山下乡，大把曼妙时光乱掷于荒唐之中。他们各自创业的时间，都是1987年，均日近西斜，年过不惑。而且，他们的起点都非常卑微，一个是不起眼的贸易公司，一个是偏居小巷的校办工厂。

于是，岁月的残酷，迟到的机遇，行业的惨烈，都在他们的性格中狠狠地烙上了狼性的一面。

在潜意识中，他们有与生俱来的末日感和危机感，对胜利抱持不惜一切代价的凶猛劲，惟有成功，以及持续的成功、再成功，方可以报复岁月对他们青春的剥夺。这些个性，造就了成吉思汗式的一代人物。

与此同时，青年时代的价值观教育，更是让他们成为集体主义和威权主义的信徒，对纪律的强调，对权力的迷恋，对个性的鄙弃，对家庭生活的轻视，成为性格中无法剥离的部分。

这一代人对自己那么狠，大抵是因为年轻的时候，那个时代对他们太狠了。

绝大多数企业的发展史及其公司文化，基本上是创始人的青年阅历和性格的投影，华为和娃哈哈也不例外。

这一代人自有非常让人敬重的地方，任、宗两先生在实业上的坚持，在战略、营销及管理上的创见，都是中国企业界宝贵的财富。可是，他们的生活观和职场观，却不应该、也无法被继承下来。

新一代的经营者——也是当今中国企业世界的中坚力量，大多生长于1990年代之后的商业文明时期。对他们而言，意识形态斗争和短缺经济只是遥远的童年记忆，他们与这个时代两不相欠。

在他们的人生之中，投身商业仅仅是生命价值实现的一部分，而绝不是全部。相对于抽象的“集体利益”，个人的价值更多的是以职务行为和股权的方式被呈现出来，两者并无大小先后之分。

企业家的道德责任，与个人品性无关，更多的体现在彼得·德鲁克所提示的四个方面：是否生产优质的商品，是否善待员工，是否合法纳税，是否成为社区与大自然的融洽者。

在日常生活层面上，他们尊重物质文化，学会符合身份的消费，懂得用金钱去交换时间、犒劳自己和表达感恩。对优质服务及商品的购买及享用，是世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既不应该以奢靡的行为激怒其他阶层的民众，也没有必要刻意地拒绝物质享受。他们善待他人，亦同时善待自己。

因此在我看来，对任、宗两先生的行为进行道德层面上的热烈解读，容易误导出一种不合时宜的生活观和职场观，从而遮蔽了企业家的真实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