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烟花爆竹禁或限：环保与产业矛盾何解？

【财新网】（记者 葛明宁 实习记者 刘夕铭）春节将近，各主要城市均严格执行烟花爆竹“禁燃”、“限放”新规。城市之中，出于控制空气污染及安全等考虑，烟花爆竹一贯只能在限定的区域内燃放；近年以来，“禁燃”区域持续扩大。

财新记者梳理发现，与2016年春节相较，全国共31个省会及直辖市中，至少有北京、西安、南京、杭州、南昌、武汉及石家庄7个城市增加了对销售或燃放烟花爆竹的限制。另有一些城市减少发放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一些城市的相关部门公开呼吁市民不燃放烟花爆竹。

与此同时，个别地区的政策遭遇阻力：今年1月14日，河南省突然出台覆盖全省城市及农村地区的“禁燃”政策，仅过两日便宣布撤回。

多家花炮经销商联合向当地政府表示，这份禁令一旦付诸实施，积存在仓库中的烟花爆竹难以消化，不仅给年底的零售、批发商及厂家造成损失，而且巨量的库存构成严重的安全隐患。

燃放烟花爆竹的传统广泛地分布于全国各地，而花炮的产地相当集中于湖南省浏阳市及其四周地区，甚至传出烟花爆竹“金三角”的称号。如果“禁燃”范围继续扩大，当地的经济生态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宽严相替，“限改禁”之前曾发生“禁改限”。1988年春节以后，因为发生过大量由燃放花炮导致的财产损失及人身伤害事件，各地的政策趋于严厉；例如，北京市1993年出台《北京市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明确城八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但是“禁燃”要求相当的执法成本。2005年9月9日，北京市第12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的《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明确在限定的时间之内，北京各区都可以燃放烟花爆竹；截止2006年底，全国有200多个城市实行了“禁改限”。眼下，钟摆似乎正去往另外一端。

面对这类特殊的娱乐产品，以何种程度限制烟花爆竹的使用，仍是各地需要长期面对的一道选择题。

燃放烟花爆竹对雾霾贡献几何

“每逢新春佳节，我们都会以燃放烟花爆竹增添节日气氛。”合肥市团委牵头发出的一份《倡议书》这样写道，“然而，燃放烟花爆竹时会释放出大量的颗粒物和硫化物，加剧雾霾程度，损害空气质量，影响人体健康，散落的炮皮碎屑也严重影响我们的城市环境卫生。”

根据国务院2016年底印发的《“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到2020年，全国二氧化硫的排放总量应降低15%；而传统制法的爆竹使用黑火药，主要的原料是硝酸钾、硫磺和木炭，产生硫化物排放。

除了贡献硫化物以外，大量燃放烟花爆竹还可短时间内冲高PM2.5中其它成分在大气中的含量。除了炸药以外，烟花产品还需要添加火焰着色物及其它特殊效应物质，常见的包括高氯酸钾、硝酸钾、硝酸钡，等等。这些物质爆炸而进入大气，其中包括一些一般在PM2.5中少见的重金属。

一份针对2015年春节期间珠三角空气质量变化的研究文献显示，肇庆市的PM2.5的小时浓度在除夕夜间从零点的每立方米74微克，急剧攀升到最高值每立方米109微克，远超PM2. 5的日均浓度二级标准每立方米75微克。

不过，如果空气流通情况良好，一次性燃放烟花爆竹带来的高PM2.5，在相应地区上空仅存在数个小时。前述文献同时指出，在广州、深圳分别划定“禁燃”区域的前提下，烟花燃放的污染经过几个小时的扩散衰减之后，对珠三角地区PM2. 5浓度产生的影响到正月初一的中午就基本结束了。

中国环境科学院大气首席科学家柴发合对财新记者表示，如果不加节制地放鞭炮，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据他回忆，曾经监测到一些地区没有限制、气候条件也不好，正月初二、初三仍笼罩在燃放烟花爆竹造成的雾霾中。

扩散不等于消失。前述文献提到，广东江门、中山与珠海三地受外界污染输送的影响，PM2.5浓度的最高值并没有发生在除夕夜间，而是在正月初一的凌晨。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郝吉明对财新记者解释，一部分的颗粒物进入大气循环以后，“飘去美国是有可能的”。

虽然如此，他说，“你得尊重满足民族传统，我自己不吃肉，就觉得大家都不吃肉就好，但我的愿望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愿望”；“过年过节，老百姓想热闹一下，也可以接受。”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跃思曾对《解放日报》表示，因为各地对烟花爆竹都采取了限制燃放的措施，“每年就那么几天可以燃放”，因此在全社会产生的PM2.5总量之中占比略低。

他进一步解释，在特殊的烟花制作工艺下，烟花爆竹燃放产生的颗粒物有些体积很大，一些颗粒甚至肉眼可见；有些体积小而密度大，容易沉降。这是除夕之后PM2.5浓度一般很快回到常规水平的主要原因。

花炮产业何去何从

各地政策趋紧，湖南省浏阳市的花炮行业面临冲击。这个市的烟花爆竹产值占全国一半，也贡献了该市五分之一的GDP。

据浏阳市鞭炮烟花管理局数据，2014年该市花炮产业集群实现总产值202亿元，同比增长7.6%；2015年实现220.1亿元，同比增长8.9%。而2016年1月至11月，该市全市花炮产业集群实现总产值189.3亿元，该数据同比下跌4.9%。

其中，花炮的出口销售额23.5亿元，同比减少12.9%；国内销售额122.3亿元，同比减少3.4%；原辅材料及相关产业实现43.5亿元，同比减少4.8%。

根据浏阳市政府发布的《浏阳市烟花爆竹产业集群“十三五” 发展规划》，浏阳市计划到2020年，当地花炮产业集群实现总产值350亿元，即国内销售实现227亿元，国外销售实现43亿元，相关产业实现80亿元。“浏阳是烟花爆竹的发源地，有1400多年的历史，也是全球烟花爆竹的最大生产基地，生产品种齐全，产品质量水平位居世界前列。”

2014年初，央视《经济半小时》节目以“烟花易冷”为题报道了“浏阳花炮”遇到的困境。该节目并将这种局面的原因概括为防控污染意识日增、新国标对成本的影响、各地政府及国企厉行节约，以及年轻人的传统观念淡漠。

时任浏阳市鞭炮烟花管理局局长汤显华则在前述节目中披露，浏阳烟花爆竹产业集群的总产值连续三年保持了20%~30%的增长，2013年总产值的增速开始放缓，下降到了10.5%。

根据近几年的增长率及一些当地从业者的感受，这个行业并未回暖。有多名花炮从业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以往无论是生产、运输还是销售环节，虽有各种规定和标准存在，执法未必严格；一旦当地的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又抓起来，花炮行业就大面积地出现问题。

急切的“禁燃令”脚步，会影响到局部产业链的存续。今年1月13日，河南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突然宣布，从今年春节开始，该省将在县以上城市建成区全面禁售禁燃烟花爆竹；14日，又下发《关于扩大烟花爆竹禁止燃放区域的紧急通知》，要求将“禁燃令”扩展至农村地区。仅两天之后，1月16日该单位又撤回了这份紧急通知。

多名生产商对财新记者证实，往年，各省市的批发商3、4月份即开始与“金三角”厂家接洽，5月份便签下订单；如果之后发现短缺可要求补货，然而已运输到当地的花炮不可能退回。这种模式，难以承受春节前后的“禁燃”政策调整。一旦出现严重的滞销，气温升高以后，仓库里花炮的安全性难以保障。

一名郑州市花炮批发商对财新记者表示，2015年12月24日，《郑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公布，规定整个郑州市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于是，郑州2016年春节前夕的销量只是2015年的一半。而以这几日的销售情况来看，2017年春节，销量可能只有2016年的五分之二。突如其来的落差导致资金链断裂。“货没卖出去，我们不能给厂家钱；厂家没有钱，工人的工资就结不了账。”

他还质疑，自己遭遇到的“禁燃令”过于一刀切，以至于没有给投入了研发经费的环保型烟花产品以任何活路。

禁燃令的执法成本

一个大城市的内环彻底“禁燃”，需要足够执法力量投入。

以上海市为例，据财新记者了解，2017年1月26日（小年夜）、1月27日（除夕）及1月31日（正月初四），上海公安机关启动社会面防控一级加强勤务等级。这意味着，该市的五万余名公安人员，这段时间内需在岗工作。

此外，上海市今年不仅组织了30万志愿者参与“禁燃”，而且该市的圆通、申通、中通等快递企业员工将统一穿着宣传马甲送货。

公安部门需要一直保持这种勤务等级吗？对此，上海市人大代表、律师厉明对财新记者分析，待民众养成习惯，可以考虑降低除夕夜的执法强度，“上海市民的家里还有些存货，有的派出所可以用积存的烟花爆竹换取小礼品”。

他向财新记者提及，受到上海市延续烟花爆竹管理经验启发，上海市去年的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中，“以超常规的措施和力度严管重罚”，并增加巡逻民警参与违停警告、抄报等一般由交警执行的工作。

同时，不少区县发动社区居民、公务员等力量上街协助交警，与春节期间的“平安志愿者”形式类似。

2014年上海“两会”上，厉明发出一份倡议书：从我做起，春节不放烟花爆竹；这次倡议活动得到了138名上海市人大代表的响应。2015年12月30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新版《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明确外环以内不允许销售、燃放烟花爆竹。

厉明对财新记者表示，与工业扬尘相比，烟花爆竹对空气污染的作用很小，但“禁燃”是环保需要的态度；而且上海市老龄化严重，一些患心脏病的老人原先很怕过年。

厉明表示，1986年，黄浦江上大雾，大量市民急于上班，上海便发生了陆家嘴轮渡码头踩踏事件；2014年12月31日，因为疏于管控，上海又发生了外滩踩踏事故。“大城市还是很脆弱的，人群积聚起来就是这样”；“2016年春节，上海外环以内没发生一起火警，是我感到很高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