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驱使网红名字频遭抢注 网络主播用真实姓名被投诉侵权（3）

平台管理缺乏制度

网红维权并非易事

恶意抢注商标屡禁不绝，在董炳和看来，一方面的原因在于抢注者的逐利心理，背后反映出来的是全社会普遍存在的投机心态。另一方面，主管机关采取的相关措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没有准确把握住商标抢注的内在经济规律和商业逻辑。

丛立先认为：“从根本上说，这是我国长期存在的社会诚信问题现阶段愈演愈烈，唯利是图的社会思潮在商标恶意注册领域表现得极具代表性。从现实来看，规则不够明确、裁量标准不统一、违法行为代价较低，是导致恶意注册商标现象屡禁不绝的直接原因。”

与此同时，法律规定缺失，被抢注者维权困难也是重要原因。齐爱民分析称：“一方面，由于缺乏有效的证据支持，缺乏专业的知识产权维权负责人对商标无效程序、诉讼程序进行处理，面对商标恶意抢注时，往往因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而对于维权望而却步；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商标法律制度对于恶意抢注界定仍未十分明晰，处罚力度不及获利之大，抢注者仍肆无忌惮。”

“本次引发公众关注的敬汉卿事件，还反映出国内新媒体运营平台对于网红名人的商业价值开发管理缺乏相应制度，网红名人自身缺乏布局意识、维权意识，无法预见或难以顾及商标抢注行为。”齐爱民说。

丛立先认为，此类维权的困境主要在于：一是当事人的维权能力不足，突出表现为举证能力不足；二是侵权方更加专业化，充分利用法律的模糊地带和漏洞；三是商标审查部门力有不逮，网红经济纷繁复杂，其中的名人姓名权问题复杂程度更高。

对于网红名字被抢注来说，当事人维权也面临着特殊的问题。董炳和告诉《法制日报》记者，网红名字往往不是真实姓名(身份证件登记的姓名)，而且很多网红的名字不符合中国人起名字的习惯，相关公众也不太容易将其作为姓名来看待。在此情况下，网红不但要证明其使用的是一个姓名、笔名或艺名，还要证明其就是这个姓名、笔名或艺名所指向的那个人，均非易事。虽然网红们所从事的活动往往具有商业性，但要主张网红名字是商标或商号，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都不很充分，有很大不确定性。

完善知识产权布局

提前扼杀恶意抢注

尽管可能面临维权难的问题，但巡洋认为，“遭遇‘商标流氓’不用慌，我们可以拿起法律武器进行维权”。

对于敬汉卿等人的遭遇，巡洋建议可以从四个方面维权。第一，寻求平台维权机制帮助。敬汉卿等人可以第一时间发函给各平台，说明自己在先使用的姓名权遭到恶意抢注，以此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第二，提出异议申请商标无效。当争议商标进入初步审定公告，可以提出异议。当争议商标核准注册时，还可以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争议，要求认定被抢注的商标无效。第三，主动出击诉至法院。如果敬汉卿等人有确实的证据证明注册方行为属于恶意维权，可到法院发起不侵权之诉，也可以此商标侵犯自己的姓名权为由状告对方公司。第四，遇上敲诈可直接向警方报案。

据巡洋介绍，有一些“商标流氓”会借收取转让费、授权费来对受害人进行敲诈勒索，比如2017年在佛山宣判的全国首例“知产流氓”敲诈勒索案，被告人对多名淘宝卖家进行敲诈，最后受到了法律制裁。

《2018阿里巴巴数字经济营商环境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底，各种滥用知识产权进行的恶意投诉，占阿里巴巴知产保护平台投诉总量的24%，阿里已经从中识别出恶意注册商标1500多个。在平台的不断努力下，2018年被恶意投诉的商品量下降59%，被恶意投诉的商家减少44%。

齐爱民建议，应完善新媒体网红行业商业价值挖掘与利用的管理制度，网红所属平台应构建起完善的平台网红商业价值开发管理制度，确立对于平台网红名人的知识产权布局规划，将商标恶意抢注扼杀在摇篮之中；进一步完善商标法，以敲诈勒索为目的的大批量恶意抢注行为，应加大从刑法上进行追诉力度；商标评审时应加强对在先权利的审查力度，根据网红名人的影响力、流量等因素进行审查，对于恶意的、大批量的抢注大流量网红名人的行为，应予以驳回。

丛立先认为，不仅权利人应加强维权，立法与管理部门也应加强中介机构的管理、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并注意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此外，从明晰规则方面，商标注册管理部门和司法机构还应针对恶意注册、囤积商标、不正当重复注册出台专门的管理规定和司法解释。

“抢注者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为了通过转让或诉讼获利，让抢注者的获利目的无法实现，才是解决这类问题的关键。”董炳和建议，就被抢注者而言，遇事冷静，寻求专业人士的指导和帮助，不要抱有花钱消灾的心理；就有关部门而言，除让商标法现有机制真正得以有效实施之外，提高抢注者的经济成本，尤其是注册成本、持有成本和转让成本，大力压缩抢注者的获利空间，使其无利可图，方为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