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江秋收起义：打响闽东革命第一枪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党史亲历者年龄的增长，党史资料收集工作十分紧迫。吴用耕参与了连江党史的抢救性研究工作，透堡暴动是他的研究重心之一。他多次前往透堡，走访当年的多位亲历者及相关人员，将透堡暴动前后经过加以还原，抖落历史的尘埃，用有血有肉的图景激励后来人。

记者见到吴用耕时，他正在台灯下埋头研究。待记者说明来意后，吴用耕无需文稿，连江透堡暴动的一幕幕便从他的言语中缓缓展开，革命的激情穿越时空喷薄而来。

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

1931年10月12日，两名国民党勤务兵跟随郑子新前往他在连江镜路村的大厝。郑子新在省城当律师，子侄多在国民党军政部门任职，偌大的厝便空置着。听闻近日多有人员往来，国民党对“异党”活动起了疑心。可当郑子新三人到达大厝门口时，眼前是邓子恢和杨而菖等人坐在八仙桌前搓麻将，数位观战者围在一旁，耳边皆是嘈杂的人声和哗哗的麻将声。郑子新无奈之下，只得进屋寒暄几句便离开了。

正在搓麻将的邓子恢其实是到连江开展农村工作的福州中心市委巡视员。几日前，他从台江码头出发，穿山渡江到达镜路村，成功与中共连江特支书记杨而菖及其他特支领导同志见面，并在郑子新大厝内组织召开连江特支扩大会议。会上，邓子恢向当地党员了解连江的情况并向他们介绍闽西土地革命斗争经验，传达市委关于开展秋收斗争的部署，旨在推动福州的党组织发展重心由城市向农村转移。

在郑子新赶往大厝的路上，邓子恢就得到了消息，他稳住慌乱的党员同志，要来一副麻将牌，带着与会的党员同志围着八仙桌当了一回安居平五路的诸葛武侯。

会议虽然被迫中止，但并没有结束。邓子恢和杨而菖迅速将会议转移到儒洋村大王宫继续进行。当时，正是晚稻收割时节，农民的收成并不太好，多数农民交租后便无米度日。因此，邓子恢在会上决定，在透堡、东湖、定安三个党和农村组织比较健全的乡村，首先发动秋收减租抗债斗争。

减租运动为农民争利

按照会议决定，邓子恢前往杨而菖的家乡透堡指导农民运动。

1930年10月，杨而菖就组建了秘密党支部，成立“农夫会”，反对重租高利贷，提倡“二五减租”。邓子恢注意到，透堡的党支部虽然在口头上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但并没有开展过实际斗争，因此他向杨而菖提议召集农夫会成员开会。

“你们农会是为农民办事的，大家看看今年向财主们提出减租，替农民们办点好事怎么样？”会上，邓子恢打消农民的顾虑，引导大家团结起来，向地主争取权益，要求减租二成、一把秤进一把秤出，按实去皮，不让地主占便宜。1931年10月27日，在杨家祠堂召开的全乡农民大会中，到场的200多名农民一致通过三条决议，同时要求大家齐心一致，共同减租。

待稻子上了场，地主林培凯家迎来了在透堡的7户佃农，他们挑来了按减租二成交用的青谷，林培凯一看便声色俱厉地表示，要按往年规矩，将谷子晒干后装布袋交租。佃农们毫不客气地回敬，透堡减租了，要不收，我们就挑走！林培凯无奈只得收下，但仍不死心地威胁：“秋后要把你们这帮穷鬼苦毛都拔光！”佃农郑冬松听了这话就来了火，当下抡起扁担朝林培凯扫去。林培凯挨打后落荒而逃，减租斗争就此轰轰烈烈地打响了。

透堡农民暴动回声嘹亮

有了邓子恢的启发，杨而菖敏锐地觉察到，地主恶霸决不会就此甘心，于是立即在农会中组织农民自卫队，从地主杨兆记手上“借”来500块银元，连夜赶制了土炸弹、梭镖等。第二天的街头就出现了手持武器、臂带红袖章的农民自卫队员。果不其然，以杨孝友、黄吉斋等“五虎六豹”为首的地主纠集200多名“透堡民团”，准备向农夫会反攻倒算。

11月16日下半夜，“五虎六豹”带着数百名团丁向农夫会进攻。在“打倒地主”“打倒恶霸”的叫喊声中，上千名自卫队员在杨而菖的率领下奋勇迎击。在透堡直街内，农民自卫队队员与地主民团刀对刀、杖对杖地拼杀，激烈的巷战进行了三天三夜。地主民团有充足的人员和食物补给，而暴动队员饥累交加，在最后的冲锋中，终究不敌地主的枪林弹雨，林顺妹、林积崧和林孝海不幸牺牲。被捕的共产党员郑冬松面对敌人毫无人性的折磨，始终不曾吐露同伴的信息。

为保存革命力量，杨而菖带着劫后余生的暴动骨干，撤到大仑山后，继续开展党的秘密活动。

时隔五十多年，1985年8月20日，追随叶飞转战大江南北的新四军战士陈挺将军向吴用耕回忆说：“透堡暴动的消息传到福安，老百姓纷纷传说，连江佬真厉害，敢跟地主老财斗。那年我才10多岁，受到杨而菖领导农民斗争的鼓励，扔下放牛鞭，投奔马立峰闹土地革命去了。”

透堡农民暴动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下的连江第一次农民武装斗争，是闽东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初步尝试。透堡农民暴动虽然失败了，但透堡的枪响，让革命的星火不断向罗源、宁德和福安等地蔓延，最终在闽东地区形成燎原之势。正如范式人同志说的：“开创闽东苏区，先连罗后福安。”

福州日报记者 林奕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