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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风流贤太守

孙源智

福州作为八闽首府,东南一大都市,地位殊重。因此,地方主政官员的选拔也显得极为重要,故有“福郡地大而事繁,古常选用重人”的说法。秦汉之时,一郡之主官称为郡守、太守,魏晋以后,名称虽常有变更,但人们还是常以“郡守”“太守”为雅称。福州历任太守,彪炳史册者,代不乏人。福州首任太守为晋人严高。至宋代时,人才最盛,有蔡襄、程师孟、曾巩、梁克家、赵汝愚、辛弃疾、真德秀等。降及清代,乾隆年间的福州知府李拔是不可不提的一位。

李拔(1713—1775),字清翘,号峨峰,四川犍为人。李拔的高祖李杠气节超迈,以大儒自命,明朝灭亡后以身殉国。曾祖李士廉、祖父李公鼎均是当地名儒,隐而不仕,课徒授业。至清中叶,乾隆帝为明季守节诸臣平反,李拔才走入仕途。李拔于乾隆十六年(1751)中进士,历任钟祥、长阳、江夏知县,擢升汉阳同知,乾隆二十四年(1759)以福宁知府入闽,次年调任福州知府,时年四十八岁。

巍巍者山,遥瞻峨眉

福州府衙故址位于现在的湖东路与鼓西路之间,明清两代时曾是福州一郡之中枢,今已不存。这里地处福州古城正中偏西处,北有越王山为屏障,南有九仙、乌石二山相峙,尽可感受福州“三山鼎秀,州临其间”之美。府衙大门上曾题有一联:“九邑拱如星布,我疆我理,俾卤地岩城,具瞻福曜;三山环若屏依,克师克帅,望绿林丹荔,尽树棠阴。”该联便是李拔来此上任后所作。

山对李拔来说并不陌生,他的家乡犍为县隶属于四川省嘉定府,境内群峰耸翠,尤以峨眉山最盛,他的别号“峨峰”也是得名于此。福州的山虽远不及巴蜀之地高峻,但泉石清趣间,另有一番精致。李拔素有雅兴,自称“平生最喜登临,遇高山辄动仰止之思,所在多屐齿迹”。时隔二三百年,李拔的“屐齿迹”早已难寻,倒是无数的摩崖石刻记录下他在福州的足迹。

李拔在福州居官三载,不仅城中诸山,连同周边各邑也都有所流连,所至之处均留有题刻。如果统计出福州现存题刻数量最多的古人名单,李拔肯定名列前茅。李拔曾言:“匪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亦聊以扬榷山灵,备后人之兴感云尔。”这句话用来解释他喜好题刻也是合适的。宋明理学以来,学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借题刻来“扬榷山灵”,实际上也是在抒发胸臆。

李拔不仅自己流连题咏,而且好古敏求,也爱寻找前人遗迹。李拔对登山有着自己的见解,他以为“山以人胜,人以山传”,“登山而不思追踪乎前哲,亦与未登山等;追踪前哲而不得前哲所以独至之故,亦与未登山等”。在他看来,如果登山时只停留在欣赏自然景观,就和未登山没有什么分别了。因此,观摩前人所留下的那些摩崖石刻,也就成为李拔追踪前哲的最好方式。

在福州的众多山峦中,鼓山摩崖石刻最为知名,保留了北宋以来包括蔡襄、李纲、朱熹、赵汝愚在内的历代名士登临题咏的数百题刻。李拔还未到福州时,就已听说鼓山“赤文绿字,遍满岩壁,称名迹焉”。等到他来福州上任,寻暇登山后,不禁感慨鼓山“怪石林立,古字争奇,应接不暇,悉如前人所称述”,称“福州城东鼓山,奇特为十闽冠”。

鼓山摩崖石刻中,朱熹在绝顶峰所题的“天风海涛”最令李拔触动。朱熹是南宋以来学人的精神偶像,李拔登临绝顶,望海空无际,观朱熹题字,产生了一种难言的共鸣之情。李拔称“徘徊周览,恍然有悟于为学之旨,默识心契,流连不能去”。他在绝顶峰题下了“欲从末由”四个大字,又作仰止亭,铭曰:“我登鼓山,中心仰止。仰止何人,曰惟朱子。”据说在李拔少年之时,父亲李汝璋曾以峨眉山勉励他,说:“为学如登山,徙峨眉之巅则视下矣。倘一徙而止,犹未登耳。”这一次鼓山之行,或许也触动他早年的回忆。于是,他在山足刻“云程发韧”,在半山刻“毋息半途”,在山顶刻“登峰造极”。这些题刻即是李拔的自勉,同时也向攀登鼓山的学子们勉示让他受益终生的为学之道。

汤汤者水,锦江之湄

福州府衙在北宋时曾是福州最早的公园,称为州西园,内有春风亭、春台馆等名胜,园中还设有秋千等设施。每逢初春二月,州西园向民众开放,供人踏青游赏,成为当时的福州特色民俗,称为“开花园”。北宋福州知州蔡襄有“草软迷行迹,花深隐笑声”的诗句,来形容与民同乐之情。明清之时,这里被辟为公署,不远处的西湖则成为新的城西览胜之所。

西湖开凿于晋代郡守严高,后又经历代开浚,成为福州一大名胜。湖心屿上有开化寺,寺后有孤山,旧时登临其上,可尽览全湖。李拔曾在此题有“湖山胜处”。而今,李拔的题字不复存在,“湖山胜处”却已成为西湖一景。李拔在西湖还题有“海国蓬莱”“天开图画”等,又有对联多副,今或由后人重刻,或湮没不存。

时人黄致中有《西湖杂兴》诗称赞李拔:“湖山胜处妙能兼,海国蓬瀛价又添。一代风流贤太守,教人不数太康严。”“太康严”即创凿西湖的郡守严高,诗人将李拔对西湖文化的贡献与严高相比,显然是恭维之辞。不过对李拔来说,这些话可能并不受用。在他看来,当初严高开凿西湖,兴修水利,才真的是功在黎民社稷,如今弃民利而建为游观之地,是本末倒置的行为。

李拔认为,即便是风景名闻天下的杭州西湖,当年白居易、苏轼治湖时也均以灌溉防汛为本,只是“偶尔寄迹,遂成名胜”。李拔在西湖题刻甚多,不少都极富诗意,但让他最为得意的一处却是“西湖水利”四字。李拔常有“修葺以供游览,非当日开湖本意”之叹,希望以此告知后来者,西湖之维护应以水利灌溉为目的。至于风景名胜,本不必去刻意打造,“大小在心,不在境也”。

西湖之水,由河道通闽江。李拔曾有“福山福水抱城来,助我一段空明”之句,福水所指即此。闽江流经福州南部,至南台岛分为南台、乌龙二江,所以福州又有“三山鼎峙,两江环绕”的说法。李拔来福州上任第二年的冬天,巡行盘查下属十邑,览各地民情风物,途中经由南台岛古渡口乘船渡乌龙江,观浊浪排空,题下“龙江飞渡”“江风海潮”等石刻。

李拔所题的“ 龙江飞渡”,是形容其所乘船只乘风而行,顷刻间横涉江水。随着时代的发展,古老的渡口早已废弃不用,“江风海潮”四字也无处可寻。李拔当年在任时,兴修水利,疏浚航道,建设桥梁,以为民利;至临离任时,还对洪山、朝天二桥欲修未能而念兹在兹。而今,渡口虽废,“龙江飞渡”四字遥对着现代新建的乌龙江大桥,仿佛又添了新的意味。

惠心惠德,惟怀惟思

福州府衙中,旧有衙署园林,为官吏办事之余休闲之所。园林中陈设,也常常反映出为官者的审美情趣及文人心态。李拔来闽时,曾捐资重修府衙,新增诸多景观。中有桑园,园中桑树由李拔亲手所植。他还在内署中养蚕,“良丝厚茧,俱有成效”。李拔在府衙中种桑养蚕,并非出于个人爱好,而是以亲身示范向福州民众推广蚕桑。

福州濒海,人们大多以渔盐为业,在李拔来闽之前,丝织品均购自外省。李拔是蜀人,对种桑养蚕缫丝均有了解。他发觉福建土沃桑肥,天气宜蚕。他自己试着种养成功后,便将蚕种及缫丝器具分发各县,大力推广。李拔还著有《蚕桑说》,教授人们养殖技巧。方志有载:“闽知养蚕,实自拔始,功尤伟矣。”除养蚕外,李拔还著有《种树说》《种棉说》等,“凡民间水利、农田、桑麻、树畜之事,一一经记而董劝之。”

清同治年间,左宗棠督办闽务,延续李拔创下的旧制,创办桑棉局(后改农桑局),分设蚕务学堂及育蚕、缫丝各传习所。当时福州设有浙股蚕业学堂、粤股蚕业学堂、蚕织女学堂、劝教公桑公所等处,养蚕业繁荣一时,蚕丝成为福州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至清光绪末年“年约值银二三千两”。而这些,都应归功于李拔首倡之功。

李拔承自家学,以经世致用为章法,主张“文章、经济,合而为一”。李拔曾言:“某,西蜀庸材,起自田间,于民生利病之源,知之甚悉。”在他还是秀才时,他就遍观远览,总结治理办法,认为“人之治天下也,如治其家然”,自信如果有机会治理一乡一县,一定可以使他的设想大行其道,教化一方百姓。后来他以长阳知县起家,所到任之地,莫不政绩斐然。

李拔将治民之法,概括为养与教二字,言:“治世何术?曰养,曰教。教养何道,曰农桑水利,曰诗书礼乐。”养是教化之本,教则是长养的目的。李拔家族以其曾祖以来,课徒授业,尤重教化。李拔不仅号召福州各邑兴义学,设书院,还常常亲自到城中的鳌峰、崇山二书院讲学。人们常言“百无一用是书生”,他则以榕树为喻,称“予惟榕之为木,大而无用。然枝叶婆娑,犹荫十亩”,希望学人树立远大志向。

李拔认为“人生德业,以志为主”,常以程颐的“举业不患妨功, 惟患夺志”一语来训导学子,反对为考取功名“束发而授书,挟册而呻吟”的无用之学。据说,李拔早年就是以“立志不在温饱,青紫拾亦偶然”来自勉。后来李拔的长子李元模虽高中进士,却不愿为官,绝意仕途,回乡创办了印清书院,将毕生精力放在了教书育人上。李元模的二子李锦源、四子李宗濂也都高中进士。犍为县清代共有九位文进士,四位都出自李拔家族,留下了“一门四进士”的佳话。

李拔自称其“少时樵子,中参名士,晚师循吏”。所谓“循吏”,即循良之吏,奉职守法、清廉贤能的官吏。他在府衙冰鉴堂题有一联:“称物情以平施,有己求人,无己非人,责人必先责己;顾民岩而思畏,天视民视,天听民听,欺民即是欺天。”至今看来,依然发人深省。

太守之去,何时复来

乾隆二十六年(1761)除夕前三日,正值新年将临,福州城中一片喜乐景象。逢此佳节良辰,身处福州官署中的李拔却难抑思乡怀亲之情,提笔而书:“锁篆官斋景物清,朝来休休动闲情。疏梅独树筛香影,密竹连丛戛玉声。报国无才添素发,思亲有泪濯尘缨。乞身好趁东风转,一棹西川绿水生。”此时,年近半百的李拔在外居官已达十余载之久,年岁既长,思乡情切,恨不得马上告老归乡,乘船回到四川。

在福州任职期间,李拔屡次上书,请求告老归乡,奉养高堂,但始终未蒙允许。一日公事之余,李拔念及此事,想起了晋代的名士张翰,口占一诗:“闽海由来云水乡,谁云吏隐好徜徉。思归不为鲈鱼脍,拍案瓶花堕印床。”当初,张翰在洛阳为官,一日见秋风起,忽然想起此时家乡吴江水涨,正值鲈鱼肥美,叹息道:“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于是辞官还乡。时代不同,李拔自然不能像张翰这样潇洒,同张翰一样“恨难禁兮仰天悲”的思归之情,他却只能“拍案瓶花堕印床”。

更让李拔“恨难禁兮仰天悲”的是,最后让他得以去官归乡的竟是慈母去世的一纸讣告。悲恸欲绝之下,一句“几度思归归未得,臣忠子孝两途穷”,蕴含多少人生的无奈。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拔依然牵挂着福州百姓,感叹“设施未竟,遽遭母丧,内不能孝于亲,外不能益于民,日夜腐心,曷其有瘳”。在他主持编纂的《福州府志艺文志续编》中,他将他的治理经验一一记录,期待后世守官能够有所借鉴,受益于民。

李拔奔丧回蜀后,福州士民念其在任的功德,为他立“李公去思碑”以示感激。李拔在闽时,喜游闽山闽水,流连题咏,及至去后,百姓也将这位廉洁循吏视如高山般巍峨,如江海般浩渺。时人作古诗十二章,中有一章:“巍巍者山,遥瞻峨眉。汤汤者水,锦江之湄。惠心惠德,惟怀惟思。太守之去,何时复来。”后来,李拔丁忧结束后,又受命在湖南、湖北为官,并未再来福建。

李拔官终荆施宜道,卒年六十三岁,归葬于犍为县舞雩乡。这个地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论语中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宋儒周敦颐开示学人,“每令人寻孔颜乐处”,李拔以为“昔曾点志在春风沂水,曾见契于圣人”,甚是推崇。昔日,李拔登临福州鼓山时,也曾在灵源洞题有“寻乐处”三字,而今鼓山游人络绎不绝,不知又有几人,可得李公真乐之意?

(摘自《闽都文化》2018年第三期)

责任编辑:赵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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