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世遗|一代风流贤太守

一代风流贤太守

孙源智

福州作为八闽首府，东南一大都市，地位殊重。因此，地方主政官员的选拔也显得极为重要，故有“福郡地大而事繁，古常选用重人”的说法。秦汉之时，一郡之主官称为郡守、太守，魏晋以后，名称虽常有变更，但人们还是常以“郡守”“太守”为雅称。福州历任太守，彪炳史册者，代不乏人。福州首任太守为晋人严高。至宋代时，人才最盛，有蔡襄、程师孟、曾巩、梁克家、赵汝愚、辛弃疾、真德秀等。降及清代，乾隆年间的福州知府李拔是不可不提的一位。

李拔（1713—1775），字清翘，号峨峰，四川犍为人。李拔的高祖李杠气节超迈，以大儒自命，明朝灭亡后以身殉国。曾祖李士廉、祖父李公鼎均是当地名儒，隐而不仕，课徒授业。至清中叶，乾隆帝为明季守节诸臣平反，李拔才走入仕途。李拔于乾隆十六年（1751）中进士，历任钟祥、长阳、江夏知县，擢升汉阳同知，乾隆二十四年（1759）以福宁知府入闽，次年调任福州知府，时年四十八岁。

巍巍者山，遥瞻峨眉

福州府衙故址位于现在的湖东路与鼓西路之间，明清两代时曾是福州一郡之中枢，今已不存。这里地处福州古城正中偏西处，北有越王山为屏障，南有九仙、乌石二山相峙，尽可感受福州“三山鼎秀，州临其间”之美。府衙大门上曾题有一联：“九邑拱如星布，我疆我理，俾卤地岩城，具瞻福曜；三山环若屏依，克师克帅，望绿林丹荔，尽树棠阴。”该联便是李拔来此上任后所作。

山对李拔来说并不陌生，他的家乡犍为县隶属于四川省嘉定府，境内群峰耸翠，尤以峨眉山最盛，他的别号“峨峰”也是得名于此。福州的山虽远不及巴蜀之地高峻，但泉石清趣间，另有一番精致。李拔素有雅兴，自称“平生最喜登临，遇高山辄动仰止之思，所在多屐齿迹”。时隔二三百年，李拔的“屐齿迹”早已难寻，倒是无数的摩崖石刻记录下他在福州的足迹。

李拔在福州居官三载，不仅城中诸山，连同周边各邑也都有所流连，所至之处均留有题刻。如果统计出福州现存题刻数量最多的古人名单，李拔肯定名列前茅。李拔曾言：“匪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亦聊以扬榷山灵，备后人之兴感云尔。”这句话用来解释他喜好题刻也是合适的。宋明理学以来，学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借题刻来“扬榷山灵”，实际上也是在抒发胸臆。

李拔不仅自己流连题咏，而且好古敏求，也爱寻找前人遗迹。李拔对登山有着自己的见解，他以为“山以人胜，人以山传”，“登山而不思追踪乎前哲，亦与未登山等；追踪前哲而不得前哲所以独至之故，亦与未登山等”。在他看来，如果登山时只停留在欣赏自然景观，就和未登山没有什么分别了。因此，观摩前人所留下的那些摩崖石刻，也就成为李拔追踪前哲的最好方式。

在福州的众多山峦中，鼓山摩崖石刻最为知名，保留了北宋以来包括蔡襄、李纲、朱熹、赵汝愚在内的历代名士登临题咏的数百题刻。李拔还未到福州时，就已听说鼓山“赤文绿字，遍满岩壁，称名迹焉”。等到他来福州上任，寻暇登山后，不禁感慨鼓山“怪石林立，古字争奇，应接不暇，悉如前人所称述”，称“福州城东鼓山，奇特为十闽冠”。

鼓山摩崖石刻中，朱熹在绝顶峰所题的“天风海涛”最令李拔触动。朱熹是南宋以来学人的精神偶像，李拔登临绝顶，望海空无际，观朱熹题字，产生了一种难言的共鸣之情。李拔称“徘徊周览，恍然有悟于为学之旨，默识心契，流连不能去”。他在绝顶峰题下了“欲从末由”四个大字，又作仰止亭，铭曰：“我登鼓山，中心仰止。仰止何人，曰惟朱子。”据说在李拔少年之时，父亲李汝璋曾以峨眉山勉励他，说：“为学如登山，徙峨眉之巅则视下矣。倘一徙而止，犹未登耳。”这一次鼓山之行，或许也触动他早年的回忆。于是，他在山足刻“云程发韧”，在半山刻“毋息半途”，在山顶刻“登峰造极”。这些题刻即是李拔的自勉，同时也向攀登鼓山的学子们勉示让他受益终生的为学之道。

汤汤者水，锦江之湄

福州府衙在北宋时曾是福州最早的公园，称为州西园，内有春风亭、春台馆等名胜，园中还设有秋千等设施。每逢初春二月，州西园向民众开放，供人踏青游赏，成为当时的福州特色民俗，称为“开花园”。北宋福州知州蔡襄有“草软迷行迹，花深隐笑声”的诗句，来形容与民同乐之情。明清之时，这里被辟为公署，不远处的西湖则成为新的城西览胜之所。

西湖开凿于晋代郡守严高，后又经历代开浚，成为福州一大名胜。湖心屿上有开化寺，寺后有孤山，旧时登临其上，可尽览全湖。李拔曾在此题有“湖山胜处”。而今，李拔的题字不复存在，“湖山胜处”却已成为西湖一景。李拔在西湖还题有“海国蓬莱”“天开图画”等，又有对联多副，今或由后人重刻，或湮没不存。

时人黄致中有《西湖杂兴》诗称赞李拔：“湖山胜处妙能兼，海国蓬瀛价又添。一代风流贤太守，教人不数太康严。”“太康严”即创凿西湖的郡守严高，诗人将李拔对西湖文化的贡献与严高相比，显然是恭维之辞。不过对李拔来说，这些话可能并不受用。在他看来，当初严高开凿西湖，兴修水利，才真的是功在黎民社稷，如今弃民利而建为游观之地，是本末倒置的行为。

李拔认为，即便是风景名闻天下的杭州西湖，当年白居易、苏轼治湖时也均以灌溉防汛为本，只是“偶尔寄迹，遂成名胜”。李拔在西湖题刻甚多，不少都极富诗意，但让他最为得意的一处却是“西湖水利”四字。李拔常有“修葺以供游览，非当日开湖本意”之叹，希望以此告知后来者，西湖之维护应以水利灌溉为目的。至于风景名胜，本不必去刻意打造，“大小在心，不在境也”。

西湖之水，由河道通闽江。李拔曾有“福山福水抱城来，助我一段空明”之句，福水所指即此。闽江流经福州南部，至南台岛分为南台、乌龙二江，所以福州又有“三山鼎峙，两江环绕”的说法。李拔来福州上任第二年的冬天，巡行盘查下属十邑，览各地民情风物，途中经由南台岛古渡口乘船渡乌龙江，观浊浪排空，题下“龙江飞渡”“江风海潮”等石刻。

李拔所题的“ 龙江飞渡”，是形容其所乘船只乘风而行，顷刻间横涉江水。随着时代的发展，古老的渡口早已废弃不用，“江风海潮”四字也无处可寻。李拔当年在任时，兴修水利，疏浚航道，建设桥梁，以为民利；至临离任时，还对洪山、朝天二桥欲修未能而念兹在兹。而今，渡口虽废，“龙江飞渡”四字遥对着现代新建的乌龙江大桥，仿佛又添了新的意味。

惠心惠德，惟怀惟思

福州府衙中，旧有衙署园林，为官吏办事之余休闲之所。园林中陈设，也常常反映出为官者的审美情趣及文人心态。李拔来闽时，曾捐资重修府衙，新增诸多景观。中有桑园，园中桑树由李拔亲手所植。他还在内署中养蚕，“良丝厚茧，俱有成效”。李拔在府衙中种桑养蚕，并非出于个人爱好，而是以亲身示范向福州民众推广蚕桑。

福州濒海，人们大多以渔盐为业，在李拔来闽之前，丝织品均购自外省。李拔是蜀人，对种桑养蚕缫丝均有了解。他发觉福建土沃桑肥，天气宜蚕。他自己试着种养成功后，便将蚕种及缫丝器具分发各县，大力推广。李拔还著有《蚕桑说》，教授人们养殖技巧。方志有载：“闽知养蚕，实自拔始，功尤伟矣。”除养蚕外，李拔还著有《种树说》《种棉说》等，“凡民间水利、农田、桑麻、树畜之事，一一经记而董劝之。”

清同治年间，左宗棠督办闽务，延续李拔创下的旧制，创办桑棉局（后改农桑局），分设蚕务学堂及育蚕、缫丝各传习所。当时福州设有浙股蚕业学堂、粤股蚕业学堂、蚕织女学堂、劝教公桑公所等处，养蚕业繁荣一时，蚕丝成为福州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至清光绪末年“年约值银二三千两”。而这些，都应归功于李拔首倡之功。

李拔承自家学，以经世致用为章法，主张“文章、经济，合而为一”。李拔曾言：“某，西蜀庸材，起自田间，于民生利病之源，知之甚悉。”在他还是秀才时，他就遍观远览，总结治理办法，认为“人之治天下也，如治其家然”，自信如果有机会治理一乡一县，一定可以使他的设想大行其道，教化一方百姓。后来他以长阳知县起家，所到任之地，莫不政绩斐然。

李拔将治民之法，概括为养与教二字，言：“治世何术？曰养，曰教。教养何道，曰农桑水利，曰诗书礼乐。”养是教化之本，教则是长养的目的。李拔家族以其曾祖以来，课徒授业，尤重教化。李拔不仅号召福州各邑兴义学，设书院，还常常亲自到城中的鳌峰、崇山二书院讲学。人们常言“百无一用是书生”，他则以榕树为喻，称“予惟榕之为木，大而无用。然枝叶婆娑，犹荫十亩”，希望学人树立远大志向。

李拔认为“人生德业，以志为主”，常以程颐的“举业不患妨功, 惟患夺志”一语来训导学子，反对为考取功名“束发而授书，挟册而呻吟”的无用之学。据说，李拔早年就是以“立志不在温饱，青紫拾亦偶然”来自勉。后来李拔的长子李元模虽高中进士，却不愿为官，绝意仕途，回乡创办了印清书院，将毕生精力放在了教书育人上。李元模的二子李锦源、四子李宗濂也都高中进士。犍为县清代共有九位文进士，四位都出自李拔家族，留下了“一门四进士”的佳话。

李拔自称其“少时樵子，中参名士，晚师循吏”。所谓“循吏”，即循良之吏，奉职守法、清廉贤能的官吏。他在府衙冰鉴堂题有一联：“称物情以平施，有己求人，无己非人，责人必先责己；顾民岩而思畏，天视民视，天听民听，欺民即是欺天。”至今看来，依然发人深省。

太守之去，何时复来

乾隆二十六年（1761）除夕前三日，正值新年将临，福州城中一片喜乐景象。逢此佳节良辰，身处福州官署中的李拔却难抑思乡怀亲之情，提笔而书：“锁篆官斋景物清，朝来休休动闲情。疏梅独树筛香影，密竹连丛戛玉声。报国无才添素发，思亲有泪濯尘缨。乞身好趁东风转，一棹西川绿水生。”此时，年近半百的李拔在外居官已达十余载之久，年岁既长，思乡情切，恨不得马上告老归乡，乘船回到四川。

在福州任职期间，李拔屡次上书，请求告老归乡，奉养高堂，但始终未蒙允许。一日公事之余，李拔念及此事，想起了晋代的名士张翰，口占一诗：“闽海由来云水乡，谁云吏隐好徜徉。思归不为鲈鱼脍，拍案瓶花堕印床。”当初，张翰在洛阳为官，一日见秋风起，忽然想起此时家乡吴江水涨，正值鲈鱼肥美，叹息道：“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于是辞官还乡。时代不同，李拔自然不能像张翰这样潇洒，同张翰一样“恨难禁兮仰天悲”的思归之情，他却只能“拍案瓶花堕印床”。

更让李拔“恨难禁兮仰天悲”的是，最后让他得以去官归乡的竟是慈母去世的一纸讣告。悲恸欲绝之下，一句“几度思归归未得，臣忠子孝两途穷”，蕴含多少人生的无奈。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拔依然牵挂着福州百姓，感叹“设施未竟，遽遭母丧，内不能孝于亲，外不能益于民，日夜腐心，曷其有瘳”。在他主持编纂的《福州府志艺文志续编》中，他将他的治理经验一一记录，期待后世守官能够有所借鉴，受益于民。

李拔奔丧回蜀后，福州士民念其在任的功德，为他立“李公去思碑”以示感激。李拔在闽时，喜游闽山闽水，流连题咏，及至去后，百姓也将这位廉洁循吏视如高山般巍峨，如江海般浩渺。时人作古诗十二章，中有一章：“巍巍者山，遥瞻峨眉。汤汤者水，锦江之湄。惠心惠德，惟怀惟思。太守之去，何时复来。”后来，李拔丁忧结束后，又受命在湖南、湖北为官，并未再来福建。

李拔官终荆施宜道，卒年六十三岁，归葬于犍为县舞雩乡。这个地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论语中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宋儒周敦颐开示学人，“每令人寻孔颜乐处”，李拔以为“昔曾点志在春风沂水，曾见契于圣人”，甚是推崇。昔日，李拔登临福州鼓山时，也曾在灵源洞题有“寻乐处”三字，而今鼓山游人络绎不绝，不知又有几人，可得李公真乐之意？

（摘自《闽都文化》2018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