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家大院里的红色电波

“（我）生前只讲爱国，死后仍要做有益国家社会的事，死后火化并把骨灰撒于闽江之中，不再存，不再埋。年节忌辰不烧香，不烧箔，只把我生前事讲给子孙听，养成讲科学不迷信的家风。”这是高振云生前立下的遗嘱，字字句句体现着革命前辈的朴实。高振云曾是高家大院的当家人，而这座坐落于台江太平山山仔里16号的高家大院，也是闽浙赣省委福州总联络站旧址。

“解放前，我的父亲冒着极大的风险参加革命，主动将几十两黄金用于革命，大院也先后两次成为电台的发报点，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从这里发往闽北，为福州解放作出贡献。”记者跟随高振云长子高文秀的脚步，走进这座有130多年历史的古厝。在高文秀的讲述中，仿佛有“嗒嗒嗒”的发报声在高家大院里响起，时间仿佛回到了那一段栉风沐雨的岁月。

一部电台，引上革命道路

高文秀收藏着二叔高振洋的一张老照片，上面写着“From Xu7ck”，这一串字符是第七战区的电台台标，也是高振洋的代号——彰显着这个家族和电台的密切联系。

1938年，新组建的福建省委急需一名懂无线电发报的人，以便向党中央、新四军请示和汇报，同时与闽北、闽东和闽中三地联系。

“我二叔高振洋一直喜欢摆弄无线电，从福州三山中学毕业后就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抗日救亡宣传队，因此他被推荐前往崇安负责福建省委的电台工作，成为了高家第一个参加革命的人。”高文秀说。

1940年1月，高振洋以去浙江金华大学念书为借口，带着电台离家前往崇安。当时电子管电台的零件不耐久，时常需要更换，高振洋想到家里还有些材料，便写了封信，由闽浙赣省委派李青带给高振云。信中只说自己在外地工作，地点不固定，请高振云帮忙准备些生活物资和电台零件。

办好相关事宜的李青带着物资和高振云的回信回崇安时，为了安全，将信和行李放在崇安水陆联运站保管。不料遭到叛徒出卖，李青虽成功逃脱，东西却落入国民党手中。敌人立刻将矛头指向高振云，企图逼迫他吐露高振洋的下落。从1940年农历九月到十二月，高振云一直饱受敌人折磨，这也使他逐渐明白，国难之下，国民党并非真心抗日。他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向共产党靠拢。

联络站建立，辐射进步思想

1946年7月的夜里，山仔里的高家大院经常会悄悄地架起天线。高振洋迅速组装电台，向中央华东局接、发电报。族弟高振丰用手摇发电机为电台发电。手摇发电机的声音在夜里格外明显，高振丰就用几床被子捂着发电机隔音，经常弄得满身大汗。高振云总是在屋外的荔枝树下紧张地为他们放哨。

1945年底以后，高家大院成为省委福州总联络站的所在地，为了方便，大家喜欢称之为太平山地下交通联络站，由高振云担任通讯员。省委一开始是将联络站设在高振云开的“同和锡箔杂货行”，正是看中了此处临近码头，交通方便、商贸云集、人来人往，是个极佳的掩护地点。后因形势变化才转移至山仔里。

联络站建立后，闽浙赣省委在此设立与华东局同频的电台，同时高振云以林森县参议员的身份作为掩护，通过乡长的关系，为地下党打路条、开通行证、安排住宿，同时也以自身财力为党组织购买无线电器材、药品等物资，提供经济上的支持。高文秀也跟着负责一些电报翻译、为地下党送信、带路等工作。

由于经常有革命者往来，周围的青年学生也从他们那里了解到革命形势、学习进步思想，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加入共产党，上山参加游击队。1946年下半年即成立了太平山党支部。

荔枝林里，传出红色电波

1949年6月，人民解放军十兵团一路南下，福州解放在即。但福州当地的局势依然严峻，国民党特务毛森专程来福州布置清剿福州地下党。就在白色恐怖的紧张气氛下，一部电台悄悄地运进高家大院，为十兵团解放福州收集发送情报。

6月的一天，闽浙赣省委委员苏华带着陈明从南平乘坐小木船潜入福州。当时，苏华装扮成身患重度传染病的妇女，裹着爬满虱子的被子，电台裹在被子卷里，密码本夹在月经带中，躲过了敌人的搜索。

一进入福州，闽浙赣省委警卫连指导员陈德义与他的妻子立即接手护送工作。他们将电台用棉被包着，提着一堆坛坛罐罐，佯装成逃难的夫妻，终于将电台送进高家大院。陈明作为发报员也一同住了进来。

高文秀还记得，那是一个荔枝成熟的季节，陈明第一次尝到了荔枝的滋味，高家大院外繁茂的荔枝树也成为陈明发报时的哨岗，由村里的可靠青年轮流放哨。

与此同时，李青从狱中保释后购买了一部收音机，通过收听新华社新闻，与进步青年一起在山仔里办起了《消息报》，每天一期，进行革命宣传。1947年8月17日一早，蜡纸上刚刚刻好“消息”两个字，解放的消息就像旋风一样传来。仅刻好“消息”二字的蜡纸如今还保存在高家大院的陈列馆内。

福州解放，太平山地下交通联络站结束了历史使命，电台收归党组织保管，山仔里的高家大院，迎来了新的时代。

福州日报记者 林奕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