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三国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已沦为西方的工具

布隆迪、南非、冈比亚三个非洲国家本月相继宣布退出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指责该机构已沦为西方大国不公正对待非洲的工具。

分析人士指出，三国退出是该机构与非洲国家近年来矛盾激化的结果。国际刑事法院只有依法依规审慎行使职权，凭借客观、公正的表现，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信任和尊重。

三国愤然退出

冈比亚信息部长谢里夫·博章25日通过国家电视台宣读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声明。他批评这一机构在认定战争罪指控过程中带有偏见，被用来“迫害非洲人，尤其是非洲国家的领导人”。 

博章以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任时追随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却未受到国际刑事法院指控一事举例，指责该机构完全无视西方国家犯下的战争罪行。

10月12日，布隆迪议会通过了关于该国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法案。布隆迪司法部长艾梅·洛朗蒂娜·康亚纳说，国际刑事法院已经成为超级大国对付非洲国家的工具，这是布隆迪要退出该机构的原因。

而南非司法与狱政部长迈克尔·马苏塔本月21日也证实，由于无法执行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的相关规定，南非已正式启动退出该机构的程序。去年6月南非约翰内斯堡非盟峰会召开前，国际刑事法院要求南非在苏丹总统巴希尔出席会议期间将其逮捕并交给该机构审判，但南非政府因巴希尔享有外交豁免权而拒绝执行，结果遭到该机构及部分西方国家指责。

在国际刑事法院现阶段调查的10起案件中，9起同非洲国家有关。有媒体指出，国际刑事法院一味片面针对非洲政治人物尤其是国家领导人，不利于结束冲突和实现持久和平，该机构已沦为西方国家干涉非洲国家内政的工具。

希望变成失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贺文萍指出，非洲国家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希望到失望的过程。

国际刑事法院是根据联合国1998年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于2002年7月正式成立的。该机构负责审理国家、检举人和联合国安理会委托其审理的案件，有权对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反人类罪和侵略罪进行审判，追究相关个人的刑事责任。

在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过程中，非洲国家曾给予大力支持。1994年卢旺达种族屠杀事件发生后，联合国安理会在海牙成立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该法庭的建立和运行使非洲国家认识到通过借助国际司法力量来遏止类似悲剧发生的可能性，并让很多非洲国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随后的国际刑事法院的建设中。

然而，国际刑事法院建立后并未按照非洲国家的预想方向发展。2009年3月，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为由向苏丹总统巴希尔发出逮捕令，这也是其首次对一国在任国家元首发出逮捕令。此后，该机构于2010年3月指控后来当选肯尼亚总统的乌胡鲁·肯雅塔涉嫌策划2007年肯尼亚大选暴力骚乱事件，又于2011年6月以涉嫌反人类罪为由签发针对利比亚时任领导人卡扎菲的逮捕令，并于同年底将科特迪瓦前总统巴博押至海牙审讯。

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一系列行为使其与非洲国家的关系急剧恶化。非州国家指责该机构不公，而与该机构的抗争也成为非盟会议的经常性议题。去年非盟国家领导人甚至开始讨论集体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可能性。

改革呼声高涨

贺文萍认为，随着近年来非洲国家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分歧日益明显，加上地区大国南非决定退出，其他一些国家，比如津巴布韦和肯尼亚等国可能会做出类似举动。

除了以退出表达抗议外，非洲国家也对国际刑事法院提出了改革要求。

南非国际问题研究所负责人伊丽莎白·西迪鲁保洛斯认为，南非作为地区性大国，应该发动地区国家联合推动国际刑事法院内部改革。

乌干达外交部常务秘书詹姆斯·穆古梅指出，国际刑事法院针对非洲国家领导人的做法不具建设性，该机构改革的重点应包括停止针对国家领导人的司法程序，而这也是今年7月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召开的非盟峰会上非洲领导人达成的一致意见。

此外，加强非洲国家自身的司法能力建设也是当务之急。

乌干达资深媒体人保罗·布沙里兹在当地主流媒体上发文指出，国际刑事法院从根本上讲是由西方设计、出资和支持的机构，对非洲而言更加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是：让非洲自己的法院来处理自己的问题。

非盟经济、社会和文化理事会主席约瑟夫·奇尔恩吉今年7月表示，非盟认为国际司法体系有待完善，建议建立一个有权审理国际案件的区域性法庭，如对此法庭的审判结果有异议，可以上诉至国际刑事法院。

贺文萍指出，应该抛弃那种垂直型的指挥关系，可以采取平行式的平等合作，加强非洲国家自身的法律建设和能力建设，维护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