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富士康工作,他们曾认为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毕竟与他们梦想的iPhone7的距离这么近,每天都可以摸到。但现在又觉得是那么远,远到似乎是另一个世界。
凌晨的郑州富士康厂区,依然灯火通明。 图/易方兴每日人物(ID:meirirenwu) 文 / 易方兴编辑 / 青 蓝
9月4日,得知郑州富士康有个男工人前段时间跳楼自杀的消息,正在网吧打《英雄联盟》的王国英楞了一下,这时游戏里的敌人放出一团火球,烧死了他。
“我靠。”王国英骂了一句,不知是评论这件事还是评论游戏里角色的死亡。
这个19岁的富士康工人又继续埋头在游戏中。“我连加了13天的班,今天好不容易能休息下,如果不让休息,我估计也会跳楼。”
“对,我加班就是在组装iPhone7。”王国英说。
在富士康对外发布的消息中,坠楼员工的名字没有公布——这名员工于8月18日清晨从L03厂房楼顶坠下。坠楼前,他刚刚结束了iPhone7流水线上的通宵组装工作。
但这个“坏消息”,很快就淹没在iPhone7即将上市的“好消息”中。
富士康长盛公寓统一加装了防跳网。 图/易方兴
苹果CEO库克在9月8日的iPhone7发布会上宣布,iPhone手机至今已售出10亿台。这对苹果公司和河南省的富士康工厂来说,都是“里程碑”式的一年,因为至今在河南富士康组装出的iPhone手机超过了4.59亿台。
这意味着,全世界所使用的iPhone手机中,几乎每两台手机,就有一台是“中国河南造”。
而当你手握售价超过5000元的iPhone7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组装它的是数十万名年轻的中国劳工,每天都在碰触iPhone7的零部件,但却无力购买。他们需要经历每天超过10个小时、连续10天以上的工作时间,工作内容永远是流水线上一成不变的机械劳动。
一名河南富士康工人在诗里给自己打气:“生活在给我们苦难的同时/也是在锻炼我们的身躯和灵魂/所以,即使生活很艰辛/我们也要力挺腰躯/勇往直前/”
iPhone7在他们身上“刻下”的痕迹
但对于组装iPhone7的郑州富士康工人王国英来说,他丝毫感受不到自己在做着“改变世界”的东西。他和生产线上的工友们,每天要做的事,不过是刮掉一个黑色外壳上两处胶水。
王国英每天大约需要重复900次刮胶水的动作,为此他几乎要无休止地干上10个小时。
说这话时,王国英的眼睛里布满血丝。
他把巴掌举到眼睛前方不足10厘米的位置比划道:“你要这么近,才能凑着灯光看到那处胶水的痕迹,然后把它刮掉。看一两个小时眼睛就受不了了。”
他形容在富士康工作3个月之后的变化,“每天眼睛都是酸痛的,视力起码下降了100度。”
像王国英这样的工人,在郑州富士康被称为“普工”。富士康集团曾统计,郑州富士康的三个厂区里,共有超过30万名员工。这些员工中,“普工”是工厂中最底层,也是数量最大的群体。
在你来到富士康工厂之前,很难想象这里是何等庞大。
郑州富士康共分三个厂区,在组装手机最火热的时节,航空港厂区里聚集着超过20万名“普工”,几乎相当于一个县城的人口;在面积稍小的出口加工区厂区,绕着工厂步行一周,也需要一个小时。
张才是这茫茫人海中的一员。每当他看到路人手里拿着iPhone手机,常常想,“这个usb接口或许是我安装的。”
在有这样的想法时,张才的右手食指总是不由自主地弯曲。他笑笑,“条件反射了,每天食指弯的次数太多了”。
最近,他的食指关节时常隐隐作痛,上网搜索,怀疑自己得了“腱鞘炎”,再一查,发现有人说“腱鞘炎根本治不好”。
在来富士康打工之前,他是河南周口一个县初中篮球队的“得分后卫”,他对自己投篮的本领颇为自得,“想投篮准,其实食指用力就够了,别的手指只是用来控制方向。”但情绪随即低落下来,“现在肯定投不准了。”
iPhone7以这样的方式,在这些普工们的身体里留下痕迹。事实上,在王国英和张才这样的普工中,身体上这样的隐患“根本算不上毛病”,周围的工友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疼痛。
“现在是用身体在换钱。”张才说。在郑州富士康的三个厂区中,所有普工有着统一的工资标准,每天工作8小时,试用期每月1900元,转正后2100元。
这个金额尽管比河南最低工资线高出了500块,但对于一个承担着养家糊口任务的成年人来说,依然捉襟见肘。
“扣掉社保和食宿费用,每月工资就没多少了,只能靠加班挣钱。”张才说,每天8小时之外,工作按1.5倍的工资结算,周末加班的工资按2倍算。
这使得工人们普遍陷入一种“加班太累”和“渴望加班”的矛盾心态中。
iPhone7的庞大订单,一方面增加了普工们身体上的疼痛,另一方面也为他们提供了加班的额外工资。对于加班,富士康集团曾多次对外宣称,他们从不强迫工人加班。
“确实没人强迫我们加班,是生活逼着我们加班,总要活着。”工人刘伟为了能得到多加班的机会,把喜欢他的一名女工推荐给自己的流水线线长当女朋友。
看不见的iPhone
对王国英来说,用在富士康打工的工资买一台iPhone7,曾是他来这之前的梦想,“听说iPhone上游戏多”。
他戴着黑框眼镜,皮肤白净,寸头,脸上有着19岁年纪男生该有的青春痘。只有在他白色的富士康工服上,才能意识到他不是一名大学生。
“我小时候就算是新闻里说的留守儿童吧,父母都出去打工了。”他个子比较矮,在外面总被人勒索钱财,他不敢告诉带他的爷爷奶奶,“那些人连老人都敢打”。
初中迷上一款“传奇私服”的游戏。游戏里号称“刀刀暴击”,玩家之间可以随意杀戮。王国英加入了一个游戏公会,公会老大告诉他,“要想不被别人欺负,就得自己变牛逼才行。”
来富士康之前,王国英觉得,“用上iPhone手机就是牛逼的象征。”为了这个目标,他每月加班超过80个小时,“最累的时候站着都能打瞌睡。”
在河南富士康的加工区厂区周边,iPhone7作为一种符号无处不在。一家理发店宣称“庆祝iPhone7上市,理发9折”;而在加工区厂区的工人宿舍“长盛公寓”周边,销售手机的店铺无一例外打着iPhone7的广告。
但在厂区茫茫的普工人群中,你很难看到一个真正使用iPhone手机的富士康工人,他们大都使用着外形酷似iPhone的手机,只有从home键或是背后的logo上,才能发现手机的原本品牌。
工厂附近,一家写着“专卖苹果”字样的手机店里,卖得最好的是1000多元的oppo手机,店员还热情地建议,“是不是钱不够?凭富士康厂牌和身份证可以分期付款。”
厂房周边的墙壁上,随处可见“信用卡套现”、“身份证取钱”等广告。工人孙洪山说,“他身边几个用上iPhone的年轻工友,基本都是通过信用卡分期付款,有时钱还不上了,就去找那些靠身份证放贷款的人借钱,于是一直在还钱、借钱,还钱、借钱。”
“不就是个手机嘛,太不值得。”孙洪山更想攒钱给老家盖房子,他盘算了一下村里盖房子的费用,25万,而在富士康,他一个月省吃俭用能省下2500块。
“要攒100个月,8年多。”孙洪山叹了口气。
孙洪山并不清楚,他所组装的iPhone7正为苹果公司带来怎样的利润。
有媒体报道,专业做市场研究的IHS公司曾将iPhone6拆机分析,iPhone6的部件和劳工成本每台在1400元人民币左右,裸机售价却超过4000元人民币,这意味着,每台iPhone6为苹果公司带来接近70%的利润率。
由于部件和劳工成本仅占到iPhone手机售价的30%,这意味着代工苹果手机的富士康利润空间的狭小。IHS公司的中国区研究总监王阳曾表示,富士康每组装一台iPhone6,仅有约25元的利润。而组装一台iPhone6,却需要超过600名富士康工人。
这是数十万富士康工人们面临的现实,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支撑着iPhone手机的庞大产量,以及苹果公司世界第一手机品牌的地位。
组装线上的“新鲜血液”
从2014年就在河南富士康工作的王红梅记得,2015年年底到2016年上半年,是段“穷困潦倒”的时光。“那时厂里说iPhone6卖得不好,产量下调,根本没班可加,有时一个月只开工两个星期。”
王红梅有三个上小学的儿子,那段时间,她整整一个月吃的都是3块钱一个的煎饼。
如今,iPhone7即将上市,郑州富士康又迎来了它的生产旺季。而数千万台的iPhone7生产任务,让富士康一度陷入缺乏工人的状况中。
今年7月,郑州富士康加工区厂区中推出了新的奖励条例:每推荐一个亲朋好友入厂,可获得600元的奖金;推荐10人以上入厂则算做“大功”,额外奖励500元。
郑州富士康甚至向河南省政府求助,随后,河南能源化工集团官网显示,该集团召开“关于错峰借调人员帮助富士康集团扩大产能”会议,要求下属各煤业公司派工人支援郑州富士康。
在郑州火车站,长途车站里,发往富士康的班车10分钟一趟,而在富士康厂区外,十多家店面都打着“富士康直招”的牌子。
招聘点的喇叭里反复播放着“在富士康寻找伴侣,在富士康实现梦想”的口号,招聘人员说,“只要是18岁到45岁之间就成,别的没什么条件”。
面试地在加工区内一间约8个篮球场大小的厂房中,在这里你能见到各种应聘者:找不到工作、初中没读完的乡村青年,自己买货车跑运输后来被查了的司机,在家里跟老婆吵架一怒之下出来打工的中年农民……这些人看上去大多表情低落,少言寡语。
在招聘上,富士康发挥了它一如既往的高效。从笔试、面试、体检到最终录用发放厂牌,一共十多个环节,在4个小时之内就能够全部搞定。
但这种“高效”颇有些“形同虚设”的意味。笔试前,会有人专门嘱咐“待会儿什么好就填什么”,发放的卷子上,罗列了“我对未来感觉到没有希望”、“即使有别人陪伴我也会觉得孤单”等心理测试题目,而按照此前的嘱咐,自然选择的都是“从没有”。
也有例外。在“我常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伤心哭泣”一项中,20岁的吴小贝犹豫了许久,最终选择了“有时”。她说,为此,或许是因为这一项选择,她在接下来的面试中,被面试官盘问了5分钟。
在9月9日当天笔试和面试的数百人中,尽管有的人连“60÷12”的算术题都不会,但并没有人被当场淘汰。这些人在经过3天的培训后,就将成为组装线的“新鲜血液”。
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只需要最简单的劳动力。
iPhone7与他们的青春
起初的3天里,吴小贝确实体会到自豪感——“我生产的是全球最著名的手机”。从没在工厂工作过的她觉得新鲜,“戴着全套防护,头套、手套,像个机器人一样,很酷。”
在经过连续几天11个小时的加班后,她崩溃了。“我的确是在生产最著名的手机,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她发现在流水线上,她真的跟机器人没有两样。
一天加班之后,吴小贝蒙着被子哭了一夜。想找人倾诉,但她发现,大部分清醒的时间都在车间里,而在流水线上很难与人交谈,“大家都在麻木地工作,戴的防护措施堵住了人的嘴,何况还有严肃的流水线线长在管着你。”
她只能看着流水线上源源不绝的手机零件,机械地将两个零件组装到一起。就连上厕所也要排队申请,等批准之后,才能有10分钟的时间。
人情味淡薄,是很多富士康工人都面临过的困扰。来自河南郸城的孙文在富士康干了2个月,连同宿舍的工人名字都叫不全,只能彼此称呼“虎哥”、“老周”。
“老周”曾找他借了500元, “一个月后的某一天,老周从宿舍消失了,铺盖都收走了。”
在富士康,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两个柜子,宿舍一个,工厂一个,工人们要买两把锁,锁上值钱的财物。同财物一起锁上的,还有孙文的心,“老周走了之后,在这个厂子里,我不再信任任何人。”
2013年,郑州富士康曾推出一种“静音模式”,员工从进入车间开始,就不允许说任何与工作无关的话,否则就会被开除。后来,随着厂区4天内两人跳楼,该模式被紧急取消。但如今仍然不许大声说话。
还有些东西无法取消。比如禁止带任何金属的物品进入车间的规定。上班时,工人们的手机被锁在车间外的柜子里。车间里甚至连看时间都成为一种“奢侈”。在工厂外的小卖部,一款“消磁手表”颇为热销,很多富士康工人买了这款塑料电子表,靠它计算加班还有多久可以结束。
像王国英一样下班后来网吧的员工不在少数。长盛公寓“那些年网吧”的管理员说,每周一天的休息日,网吧都是爆满。相比之下,加工区厂区员工活动中心的“图书角”上,只有不到30本书,其中大多是郑州富士康的厂刊。一名现场管理人员说,“书就这么点,基本没人来看,再说也看不懂。”
一本内部出版物名叫《我的组长我的家》,封面的口号写着:“每天努力一点。”
但对王国英来说,他面对的不是“努不努力”的问题,而是“即便是再努力也没什么用”的问题。流水线上的机器人,即便再扔两三年的青春在这,也依然学不到什么技术,到头来,只能去另一个“富士康”。
富士康内部刊物。图/易方兴
今年,对王国英来说最大的好消息,或许是他的父母打工攒了些钱,回村里翻修了老家的房屋。但这对他来说同样是一种讽刺,因为父母告诉他,“你在富士康好好工作,攒够了钱,结了婚,也可以回村里盖房子了。”
这似乎是他唯一能看清的未来。
(文中富士康员工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黄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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