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独”父母怕过节 抱团“躲年”

在2016年12月24日的暖心行动开发日上，两位失独母亲在一起玩自拍。

“7斤2两。”

《嘿，孩子》的剧组拍摄现场，听到蒋雯丽饰演的失独母亲说到这个数字的时候，53岁的王卫国忍不住嚎啕大哭，“一阵心酸，我们家儿子出生的时候也是7斤2两。”

2016年12月25日，圣诞节，与十几位和自己有相同命运的失独者聚在一起吃午饭时，王卫国谈起了电视剧《嘿，孩子》在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拍摄时的情景，镜头临时停在这个涕泪淋漓、长满一排胡渣的中老年男人脸上足足几分钟，对于意外出现在剧里的一幕，王卫国说自己至今不敢去看。

无奈：“想换一个陌生的地方生活”

毛爱珍用手紧紧攥住一位正在哭泣的失独母亲的手。

2011年9月，王卫国的儿子因在网吧上网时意外昏厥、没有得到及时抢救而离开人世，得知儿子噩耗的那一刻成为了王卫国一生的分水岭。

回想儿子去世后的五年，王卫国说是死去活来的五年。与几乎所有失独者的感受一样，他最怕的是过节，一切节日里铺天盖地的热闹只会让他心生空落，“一到圣诞节，就会回想起当年跟他一块过圣诞节的情景，我和孩子他妈带他出去玩、给他买东西，一块哄着他高兴，现在偶尔走到中关村电子城，猛然看到一处地方，是儿子当初跟我一块来买软件的地儿，心里就马上反应过来了，难受”。

在王卫国的心中，儿子就是自己形影不离的哥们，“我们老出去玩，他逗我玩，我也逗他玩，那会儿我骑摩托车载着他，去中关村、颐和园、圆明园，他就喊‘快点，快点，越快越好’，我说‘快什么呀，注意安全’！”

“他爱玩电脑，甭看那会他刚十几岁，photoshop、绘声绘影等各种工具玩得可溜了，我有时候自个搞不定就问他，”说起儿子，王卫国的语气里尽是一个父亲的自豪，“我们上了年纪，接触电脑还是慢，要是弄着弄着出问题了，就想儿子呢？咯噔一下，不敢往下想了，当初有一阵，不自觉总喊出声‘儿子，过来’！我就知道完了。”

也许是因为后继无人，王卫国的生意也少了生气。王卫国告诉京华时报前街一号记者，他自己研究了一款磁吸搭扣式汽车纱窗，“品牌也注册了、专利也有了，现在市场需求也不少，但干了半截，很辛苦，最后也不知道把产业给谁？”与一般公司不同的是，这是王卫国一个人的公司，他只靠自己完成了公司注册、产品设计、样品制作等所有工序，“我不招员工，其实应该要招员工的。”

“自己做老板，也是一种无奈吧。”王卫国深知，失独群体的心情不易稳定，而到别人的单位上班，就必须量力而行，“自己能不能正常起来？能不能把责任负起来？”王卫国如此拷问着自己，“挣工资的人，你顶一个摊，就得对人认真负责，做的事情不能误事，如果心情不好，强挺着去做，容易造成工作闪失。”王卫国发现，身边有些失独者干不了多长时间，不是辞职就是被单位辞掉，“自个干点事，不受人约束，今儿心情好干点，明儿心情不好不干。”

生意场中保证人脉才能保证财脉，为了维持生意，王卫国有时不得不强迫自己跟社会接触，而这个过程对几乎切断社会交往的失独者来说却往往是进退两难，“像我们这样的游离态家庭，出去人家心里难免会有一些猜测、会闹矛盾，于是又不敢出去接触人了，还得憋在家里头，但是憋在家里头、不出去接触人，就做不了业务。”

即便是一个人的公司，王卫国依然要缴纳残保金，而他认为自己所在的群体其实也是残疾人，只不过是心理残疾。

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尚善”）创始人叫毛爱珍，她在儿子尚于博因抑郁症离世后，也成为了一位失独母亲。她从自己的切身体验考虑，在所谓社会功能重建上，并不建议失独群体一定要融入社会，“让他们能够得到平安、喜乐就不错了，非要跟社会上的其他人在一起，在一起说些什么好呢？你和他们已经没有交集的语言点了。”

毛爱珍坦承，儿子出事后，她断绝了和原来小学、中学、工作单位的全部朋友的来往，生活圈子、社会关系结构全都变了，就好像从南方到北方。

有时她仍会被拉入某个旧群，尽管理解朋友的好意，“但是我现在的情况已经不适宜这群人，群里讨论‘今天我儿子结婚了’、‘明天我儿子要找对象了’、‘我孩子要生孩子了’，你说我在里面干嘛？是点赞？是恭喜？这不现实，现在我保护我自己，不受到伤害，不是别人要故意伤害我，我现在的境况就是处处受伤害。”

“跟他们聊的话题聊不来了，往往他们聊的话题是最刺痛我们的，”接受京华时报前街一号记者采访时，失独母亲李碧玉叹了口气，“我现在的朋友圈，把以前的同学、同事，几乎都屏蔽了，我不愿意让他们看到我现在的状态。”2011年，李碧玉的儿子车祸离世，随着儿子的离开，丈夫也与自己离婚，她一个人从内蒙古呼伦贝尔来到北京打工，“想换一个陌生的地方，在家里，每走到一个地方，每遇到一件事情，都会勾起你以往的回忆，特别伤心。像我们这种情况发生后，跟周边的人都不讲，就默默地搬出去，走了，就慢慢把自己隐蔽起来了。”

有媒体曾报道，失独家庭的离婚率占一半以上。由于孩子是一个家庭的纽带，当孩子离开后，原本稳固的家庭三角结构就失去平衡，巨大伤痛之下，双方也容易成为刺激彼此的伤痛记忆，同时，夫妻双方若一方尚有生育能力而另一方已无法生育，夫妻关系也很可能因此解除。

“女性绝育年龄比较早，有的人愿意放下对方，让丈夫出去再找一个人、要一个孩子，包括女方也有这种权利。但是在这种群体里，好像有这个行为或有这个想法就是一种罪恶，整个群体就会看不起这个人、排挤这个人，认为TA薄情寡义。实际上，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让对方走出去，是一种大度，没什么不好，只是站的角度不同、立场不同、说的话不同。”王卫国感叹，“有时候各奔东西了，也是好事，但是分开以后也不见得活得那么好，毕竟和原配生活了那么长时间，还是有情分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活法，现在到这地步了，索性顺其自然、没必要强求了。”

除了离开伴侣会遭受的道德谴责，离开孩子就不应该快乐的思维定势成为失独者的精神桎梏。

平日里，毛爱珍总会劝慰身边的失独群体：“我们已经这么苦了，就没必要再给自己添苦恼了，一定要高高兴兴的，心结打开，行走于天地之间、体味各色人生，也是一种精神寄托。”尽管坚强背后仍是苍凉与无奈，但唯有如此，才是对逝去孩子最好的缅怀。2015年冬天，毛爱珍在南极度过了她的圣诞节，站在冰天雪地上的她举起一面写着“关爱失独·暖心行动”的白色旗帜，在天地间留下自己奋力一舞的潇洒身影。

不过就算逃离了故土，逃离了处处都会触景生情的熟悉过往，却逃不过陌生城市里猝不及防撞入眼帘的相似身影。当李碧玉走在街上无意间看到与自己儿子差不多大的男孩时，最初几乎一眼都不敢看，“心痛，现在好些了，有时看到像自己的，很想去抱一抱，心里很难受，但是老看怕人家孩子误解，真想过去，牵牵他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