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午餐饮酒 纪委书记拒调查：我感冒了闻不出来（2）

破“同体监督”之难

“以前是‘同体监督’，自己人监督拉不下面子。一年到头，办的案子要么是打牌的，要么是超生的。”谈起纪委派驻机构改革，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纪委派驻州教育局纪检组长谭若峰憋着一肚子话。

谭若峰曾是州民政局纪检组长，“那会儿是个‘光杆司令’，没干啥正儿八经的纪检工作，‘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每次到州纪委述职，谭若峰都很纠结，“说实话，述职报告咋写，真是想得脑壳疼，只能是一些车轱辘话反复说，大家其实也都差不多。”

派驻机构改革后，谭若峰2016年8月调到了州教育局，还是担任派驻纪检组组长，但感到"里子’可真不一样了”。

座次变了。在局党组会议上，桌牌从以往的最后一位换到了第二位。“这种排序无形中提高了纪检组长的话语权、权威性。大家对纪检工作的尊重、配合程度，不可同日而语。”

分工变了。不再分管其他业务工作，一心一意干纪检。“现编制7人，已经配了3个，再也不是单打独斗了！”

湖北率先对纪委书记（纪检组长）排序及分工进行了规范，明确规定各级纪委书记和纪检组长在党委（党组）中的排序全部排在同级党委（党组）副书记之后，并一律实行专职专责。

“这次改革，完善了派驻机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恩施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陈江龙说，派驻监督不是同级监督，是上对下的监督，纪检组的业务工作、干部管理、考核评价等，由州纪委全面管起来，不再受所驻部门制约。

“患得患失少了，‘一口锅里吃饭’的监督劣势也变成了优势。”谭若峰领导的州教育局纪检组目前已办理3起违纪案件，开展诫勉谈话1次、约谈3起。

湖北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改革走在全国前列，目前已经实现省、市、县三级派驻监督全覆盖。

一个细节，意味深长。任命派驻纪检组长时，省委只明确“某某同志担任省纪委派驻省直单位纪检组组长”；具体派到哪家单位，则由省纪委常委会决定，以充分体现省纪委派驻机构“派”的属性，切实树立“派”的权威。

补“有组织无纪检”之短

“我推荐王从君、刘宏孝、周赐雄等同志为村优秀党员，请大家进行评议。”2016年6月25日，建始县店子坪村召开党员大会，村党支部书记王光国提出议题。

“我同意！”“我也同意！”大家纷纷表态。

“推荐周赐雄为优秀党员，我不同意！”村党支部副书记、纪检委员刘英一句话，让会场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你为啥子这样说？”一位党员为周赐雄抱不平。

“这么多年来，周赐雄带领村民致富走在前头，特别是前些年在修路过程中早出工、晚收工，出满勤。”刘英继而话锋一转，“但是，近一年多来，我认为他退步了！”

翻着监督日志本，刘英开始摆事实：党支部通知开党员会，周赐雄说家里要修房子没时间；村里组织宣讲团，他说没有报酬就不参加，“大家说说，这样符合优秀党员的标准吗？”

“说得对，说得好！”掌声先是稀稀拉拉，迅即热烈。

“刘英说得对，最近我思想确实滑坡了。我诚恳地接受批评和监督。”周赐雄脸涨得通红。

像店子坪村一样，现在，湖北22748个行政村党组织都设立了纪委或纪检委员。全省1015个乡镇（场）设立了纪委，按规定配齐了乡镇（场）纪委书记、副书记。

基层党组织有了纪检委员，激活了监督的“神经末梢”，促进党规党纪在基层立起来。

过去，基层很多地方是“有组织无纪检”。湖北推行乡镇办案协作区，探索提级办案、异地办案、交叉办案等模式，把“短板”补齐。丹江口市纪委以健全乡镇办案协作区、密织执纪网络为突破口，创新执纪审查，2016年1至11月共立案266件，同比增长27.9%；全市所有乡镇纪委消除“零办案”。

执“四种形态”之钥

“yan1—40”“yan2—80”。

在南漳县粮食局所属的佳丰粮油购销公司的公务接待菜单上，出现了不少奇怪的“菜名”。前来检查的县纪委工作人员不禁犯嘀咕：这些都是啥“菜”，咋从来没见过？

细查之下，马脚露了出来。这些根本不是菜，而是香烟。佳丰粮油购销公司明知不合规，为了逃避检查，故意将烟写成拼音“yan”。最终，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吴瑞刚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一寸不让、动辄则咎，湖北纪检监察机关以变应变纠“四风”，始终保持正风反腐高气压、强气场。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湖北创新工作思路，准确把握和运用好“四种形态”，提高监督执纪实效。

“原县委书记余建堂被查办时，全县上下震动，不少平时与他关系密切的干部心神不安。”黄梅县相关人士透露，查办余案时，县委、县纪委及时宣讲“四种形态”政策，促使40名干部主动交待问题，迅速稳定了局面。

2016年，湖北纪检监察机关给予党政纪轻处分、移送司法机关人数，分别占受处分总人数的84.4%、2.3%。

群众心里的“获得感”，怎么上得去？

“昨天你们下村摸排，我就知道瞒不住了。”这是南漳县九集镇邹家湾原村干部郑世召见到纪检干部时的第一句话。经查，郑世召违规套取高速公路项目征地补偿款3.8万多元。

湖北反“蚁贪蝇腐”，治“为官不为”，重拳治理“小微权力”和“小微腐败”问题，增强了群众对正风反腐的获得感。

不久前，湖北正风反腐第三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群众对2016年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的满意度攀升3.7个百分点，达到89.16%，比十八大以前高出32.6个百分点。

大数据“拍蝇”

武汉市江夏区金水办事处金陇社区原党总支书记、主任张宗斌没想到，8年来神不知鬼不觉虚报冒领低保金的事，终于还是露馅了。

2016年5月底，在大数据比对中，张宗斌的违法事实被查出：自2008年3月开始，他利用负责社区低保申报之机，伙同非本辖区低保保障对象王冰等4人，伪造户籍、身份证资料等，骗取低保金近25万元，其中张宗斌独得11.8万元。

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医疗救助等惠民政策资金发放过程中，虚报冒领、截留私分、贪污挪用、挥霍浪费、优亲厚友等问题隐形变异存在。2016年4月，湖北省纪委运用大数据，对8项惠民政策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短短4个多月，“全面体检”完成：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调查4862人，对736个基层单位实施问责，组织处理党员干部12821人。

遏制“微腐败”，湖北推动专项治理成常态。连续两年，围绕财务报销、农村“三资”监管、机关食堂管理等“贪腐多发地”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

2016年，仅扶贫领域，湖北就查处问题1378个，给予党纪政纪处分377人，追究领导干部责任62人。

让不为者无位、干事者无畏

本应十来天完成的正常工作，却拖了132天仍然无果。2016年4月1日，湖北省《行政问责办法》施行首日，保康县国土资源局党组成员、总工杨先周因慢作为，收到了全省首张问责“罚单”。

杨先周不冤。接到县政府常务会交办的土地证办理相关任务后，虽然项目方三番五次催办，他一直置若罔闻，直到常务副县长拍了桌子。

“在正风反腐的高压下，一些干部觉得用权‘紧箍咒’增多，‘摊上事儿’的风险加大，出现慢作为、不作为的现象。”一些干部反映。

如何让为官不为者无位、让干事创业者无畏？

2016年4月11日，湖北全省履职尽责管理推进大会通报：28名厅官履职不力被调整，22名存在苗头问题的厅官被诫勉。其中，包括3名党政主要负责人在内的8人被免职；2名“不担当”干部改任非领导职务，18名魄力不足、回避矛盾的厅官被平职交流到一般岗位。

“这样的力度，是近10年来没有过的。”这个被媒体称为“能上能下地方样本”的标志性事件，一石激起千层浪。

为担当者担当，湖北一样动真格。2016年1月，湖北在全国率先制定促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省级条例，明确提出建立“容错免责”机制，重用改革促进者，问责改革不力者。

2016年初，来凤县“党员干部容错免责暂行办法”出台。“允许‘试错’，为敢作敢为的干部撑腰打气，免除其被‘秋后算账’的顾虑。”来凤县委负责同志说。

革勒车镇土家寨村的乡亲们，成了这项制度的获益者。

土家寨村规划了1500亩果树基地，需要5万棵桃树苗。“乡亲们都同意购买省农科院的树苗，但是按照规定，采购树苗要走公开招标程序，那样至少需要个把月，季节就耽误了。”革勒车镇党委书记张冠华说，上报后，县里同意先行购买，“放在以前，不走招标程序就采购，没人敢拍这样的板。”

“微制度”四两拨千斤

“这是我们两家的事，你凭什么掺和？”

“就凭我是共产党员！”杨盛和脱口而出的这句话，让正在吵架的俩村民一愣，停止了争吵。一番苦口婆心，积怨多年的两户村民终于解开了心结。

放在几年前，杨盛和懒得掺和这种“闲事”，更没有说出这句话的底气。

杨盛和是咸宁市咸安区张公庙村的一位无职党员，一度七八年没参加党支部活动。直到有了“主题党日+”，他“重新找回‘家的感觉"。

“不让一名党员‘失联’！”2015年11月起，咸宁每月固定时间在全市6065个基层党组织、13.5万余名党员中同时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把给老百姓办实事和党组织生活紧密结合，推动党组织政治生活常态化、党员日常教育管理长效化。截至目前，全市有3468名“失联”党员重新过上了组织生活。

2016年初，武汉市武昌区委实施“支部生根”工程，形成了一批抓早抓小、简便管用的“微制度”，将全面从严治党压力传导到每名党员。社区以函告形式向党员所在单位党组织反馈其社会表现，破解党员“八小时之外”监管难题。2016年，武昌区各街道、社区党组织发出党员负面行为报告函388件，解决各类问题116个。

“简单管用的‘微制度’，抓早抓小的‘微治理’，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唤醒了党员党章党纪意识，让支部管党治党功能‘生根’了。”武昌区委书记张幸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