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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一两次春运,这个列车员就长大了

没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些餐车后厨的故事了。李娟所在的车次前几年还跟随高铁大流,取消了后厨,改用微波炉加工的快餐。只是,售卖了一段时间后,餐车的业绩不好,乘客还老反映意见,希望能在漫漫旅途上吃上一口现炒的热菜热饭。

没多久,她的厨房又回来了。

那时,李娟已经拿不准乘客的喜好。他们的盒饭有时候推了一圈才卖掉十多份。过去,这个数字一度达到三位数。

她不清楚,口味越来越多样的乘客是否还会喜欢餐车提供的餐食。人过中年的李娟会眯起双眼、双手交握,小心翼翼地问前来采访的记者,“高铁的快餐好吃吗?跟咱餐厅的比呢?”

今年是她来到餐车工作的第10个年头。餐车的活儿基本从“车轱辘开始转的那一刻起”就得忙起来。

她曾经跟随餐车临时编组穿过西北。列车在甘肃漫天的黄沙里待了好几天。她不敢洗脸,每天只能用“一丁点儿水”刷牙,睡觉时从窗户缝呼呼地灌进冷风。

绿皮车厢窗户关不严实,她的脸“像叫花子一样脏”,车子开了三天三夜,她偷偷一问,竟然还在甘肃,把她吓得差点晕倒。垒了半个车厢、足足两米高的土豆、白菜和芹菜都陆续见了底,列车还是时走时停,她也不敢下车透气,怕一下去车就走了。

熬了足足半个月,她终于回到了北京。

在春运时节,每一个餐车工作人员都要应对层出不穷的状况。她在开往阿尔山的列车里,用煤生火熏得满脸漆黑,连鼻涕都是黑的;在深夜的餐车遇上挑事儿的乘客,好说歹说也要强势占座,不得已,她摆出“居委会大妈”的架势,跟人语重心长地谈心,才把人劝走;她遇到不讲理的乘客,骂骂咧咧说饭不好吃要投诉,这个有了儿子的妈妈,也只能弯下腰低下头,听着年轻的乘客对她的一项项数落。

工作18年,她有13个春节都是在繁忙的餐车度过的。她错过了儿子的成长,也错过了家庭的团聚,可这个女人说,自己无论如何还是舍不得离开餐车。

她还记得,胃不舒服的乘客会在深夜找来,请求餐车给熬一碗粥。还有提着蛋糕的年轻人跑到餐车,笑着跟她商量,能不能给做碗长寿面,同行的朋友今天正好生日。

这些请求,李娟没有拒绝过。

这是她舍不得餐车的原因,不管旅客身份如何,那么漫长的旅途中,“餐车就像一个家”,给人热乎的饭菜,陪人走完回家的路。

已经离开列车员岗位的张雍也格外眷恋餐车。硕士毕业后,他进入北京铁路局北京客运段工作。他说自己在餐车师傅的“无数次加餐”下飞速发胖,也在拥挤喧闹的硬座开始学习“社会的第一课”。

负责给乘客补卧铺票的他看到了“人生百态”。有和善的年轻人和中年人,主动让老人和腿脚不便的人士“插队”,还摆摆手,“没事没事,大不了我不睡了呗”。

也有人一路眼巴巴求着他补卧铺票,几经辗转终于轮到后,他把好消息带过去,对方的脸却变了,“不就是个‘补卧铺’的吗?”

他在春运火车上目睹过生命的诞生。他为突发疾病的旅客紧急呼叫过医生,素不相识的人们在拥挤的列车腾出一片空间,作为临时的“诊室”。

在一些摄影师的镜头里,还留存着更久远的影像。有生命在春运途中逝去,遗体被抬到站台,用白布遮住,列车呼啸而过,人们从绿皮车的窗户探出脑袋,注视着白布下的遗体。

跑了一两次春运,张雍觉得,自己长大了。

如同毛细血管一般张开的铁路版图里,春运的每一天都记录着这个时代人们的喜怒哀乐。

着急回家的人们总是健忘。有人丢了身份证,有人把驾驶证落下了,有人上车带着2个箱子,兴冲冲地下车只提走一个,还有人把价值几千元的杯子落在车上,有人丢下第二天要用的仪器自己下了车。这一点,不分高铁和普速列车,也不分过去和现在。

李伟觉得,那是中国人一直没变的东西——近乡情怯的兴奋与激动。

高速飞驰的列车就像这个时代本身,会不断向前发展。这一路,很多东西会慢慢消失,但也会留下许多时代的烙印

行驶在发达地区的普速列车终究是越来越少了。12万公里的铁路运营里程里,高铁的标记正愈发突出,“四纵四横”高铁网紧密地包住了地图。李娟时不时感到忧虑,或许再过不久,随着普速列车的淘汰,餐车厨房也将正式告别舞台。

比起伤感着离别,一路紧紧跟上飞驰的铁轨显然是更明智的选择。米梓愿觉得,这十几年,高速飞驰的列车就像这个时代本身,会不断向前发展。这一路,很多东西会慢慢消失,但也会留下许多时代的烙印。

当初来到铁路工作时,她心里是“一万个不愿意”。她母亲是个“老铁路”,死活要让女儿进铁路系统工作,可那时,年轻的米梓愿更期待成为一名空姐。当年面试时,同一栋建筑,航空公司的招聘点在3楼,铁路的在2楼。她眼巴巴地望着走上三楼女孩的身影,一个又一个,心里全是羡慕。

刚开始工作时,进入航空公司的闺蜜收入是她的10倍,还“特有面儿”,这让她一度“心理落差很大”。如今14年过去,这位高铁列车长说自己“庆幸选择了这份工作”,她得到了期待已久的社会尊重,收入也和闺蜜持平。

尽管每天工作时不时超过12个小时,偶尔两天两夜都没怎么合眼,但她还是觉得自己“累并快乐着”。

那些未曾改变的时代烙印则让张雍记忆犹新。尽管只在火车上过了一两个春节,可那种一火车的人无论如何都要回家过年的渴望让他感触良多。

有一年除夕夜,卧铺车厢空了大半,黑黢黢的看着“让人害怕”。列车长叫上了所有乘务员,还喊上几个乘客,一起聚到餐车。大家开着玩笑,放着音乐,边包饺子边等待新年到来——由于岗位的原因,这些在春运时忙着把人们送回家过年的人,只能在飞驰的火车上过年了。

快到辞旧迎新的时刻,有人用手机连接了蓝牙音响,把提前下载好的鞭炮声和《步步高》的乐曲放了出来。噼里啪啦的假鞭炮声中,低垂的夜幕中,中国人“步步高”的一年开始了。

吴强甚至觉得,春运本身,或许就是铁路给这个时代留下的烙印。他在今年格外留意中国铁路总公司发布的春运时间。2017年铁路春运从1月13日起至2月21日止,共40天。

他特地选择1月12日和1月13日都跟车出行,发现12日那天的列车上座率没有突出变化,“完全看不出春运的景象”,可日历翻过一页后,却不知怎么,冒出了许多探亲的家庭、做生意的老板、归途的学子,车厢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

这个工作了16年的“老铁路”一瞬间突然明白,“是春运本身,我们设定春运的第一天,其实就是给这些返乡的人一个信号,提醒他们,春运了,该回家过年了。”

那是中国一个固执的闹钟。一年只响一次。它提醒人口第一大国的国民,是时候结束这一年的繁忙,收起这一年的心事,回家过年。袁贻辰

责任编辑:林晗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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