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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月31日,嵊州市下王镇石舍村任姓后裔在该村火山节理遗址上拍摄全家福。中新社发 张亮宗 摄 CNSPHOTO

图为1月31日,嵊州市下王镇石舍村任姓后裔在该村火山节理遗址上拍摄全家福。中新社发 张亮宗 摄 CNSPHOTO

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谁?

决定修家谱是2014年9月8日,任团结日子记得清,那天也拍了一张全家福,人没这么多,在文化礼堂前面,站了四排。人们穿着夏装,汗涔涔的,老农户干脆光着膀子,翘着穿劳保裤子的泥裤腿,歪头抽烟。有3个人没赶上合影,被后期补上。

“你知道你爷爷叫什么吗?你知道你太公叫什么吗?”

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疑惑是促成重修家谱的直接原因。“很多年轻的答不上来。”任团结说,“我想把历史记下来,看每家每户的后代怎么样。”

“生养之地人皆倾情,家乡故土,乃漫长人生的一站,亦是习练人生的初级舞台和熔炉”,“盛世修谱,旺地修志”,“不管走向什么地方,只要有一部村志在,村庄的根已经留住。”家谱和村志中写道。

支持修谱的村民则用了更直白的表达:“一个小小的老百姓,你的名字只有家谱里有记载。再过几十年、几百年,你的子孙后代能看到。”

当然也有人不理解,“年纪轻的,或者生了女儿的,‘修不修家谱跟我没关系"。

为了收集资料,任团结和家谱修订委员会成员,去一户人家找了11次。他们带着表格,让每一个能找到的任氏后代填写,全家成员的出生年、月、日、时辰;历代媳妇的老家地址、父亲姓名;历代女儿的出嫁地址、女婿和公公姓名;已故亲人的死亡时间、墓地名称、方位,甚至朝向。

他们先是电话打过去,许多人不理不睬;再给人寄挂号信,邮票花了八百块钱;再不行就上门去找。“光打电话不行,对方很容易敷衍,得见面,人和人之间有亲密感。”

农忙时不搞,要等到中午、晚上,村里人得闲时再调查。

有时只知道一个名字和原来的地址,到那儿一看,地址换掉了。任团结拿着市里开的介绍信,再去当地公安局找新的地址。

有次,找到绍兴的一个村子,在村口打听姓任的几户人家。一见面,报上了对方爸爸、爷爷的名字。他30多年没有回过石舍,很小的时候同爸爸来过一次,放在箩筐里挑着。只记得村里柿子树多,要坐渡船过去,走路还得走10个小时。

“看到我们眼泪都流下来了。”任团结说,对方非要拉着他们吃饭,他们死活不肯,“最后到村口买了几瓶饮料给我们。”

拍全家福那天,文化礼堂前开了70桌酒席,招待的都是这样回家的外地人。任团结忙前忙后,脚上磨出大泡,晚上回去看手机一共走了3万多步。

这里的小孩从小学越剧,春晚上听到家乡戏会觉得骄傲。50岁上下的人,但凡电视里出现姓任的,心里就挺高兴。有人路过安徽蚌埠,听说有个村子也有很多同姓人,相距50多公里,也一定要过去见见。

七成人都在县城买了房,不然孩子结不了婚

最远道而来的,要属任伟永。他西装上衣口袋里插了朵红花,用家乡话站在台上发言。唱戏的丑角送他一个元宝,他回了一个大红包。

他今年40多岁了,21岁初到上海,做油漆工,熬了8年,东拼西凑了50万元开始做土建工程,自此发迹。开始给村里大大小小的工程捐钱,因此也在家谱中享有登上照片的权利。

村里最好的房子是他家的。对着文化礼堂,在屋里就能听见做戏的声音。建造三层小楼总共花了150万元,屋里装上了中央空调,65寸的电视,“家具都是从广州运来的。”任伟永的父亲任廷钰喜滋滋地带人参观新家,他穿着灯笼绒裤子和冲锋衣,比村里其他老头的腰板更直一些。

“现在有攀比了。”村里人说,这家盖了房子,那家就要盖更好的,再后来就要搬到县城里,“七成人都在县城买了房,不然孩子结不了婚。”

任廷钰的房子有衣帽间、Hello Kitty公主房,有5间卧室,属于子孙,老两口则坚决不住进来,住偏房,“怕死在里面,将来孩子们害怕。”

儿子在屋里装了3个摄像头,远远俯视着大门口,让他身在澳洲也能看见爸妈的情况。“以前在生产队里面,跑也跑不掉,务农,放牛放羊,一个人没有出去的,现在跑来跑去,都跑到外国去了。”任廷钰出生于1948年,记性很好。

他没去过澳大利亚,因为坐飞机会吐。60岁的时候他坐飞机到北京,吐得稀里哗啦。“我儿子让我去外面旅游,我不要去,都是一样的。故宫、天坛、八达岭,都一样的。什么地方都不如家乡好,随便哪个人,生在哪里就是哪里好。”

任廷钰曾经跟随儿子去上海,居住在静安寺的顶层楼房里,“什么也看不见”。“上海空气不好,房子太高。乘电梯都会晕,乘公交车也会晕,找不到方向。”

他一定要回老家,说是叶落归根。他最喜欢去山上转转,景都看遍了还是要看。

山上种着茶叶,先人一步步开垦出梯田。现在村内家家户户有制茶机,茶叶是主要经济作物。任喜祥是村里少有搞长途贩运的人,如今也已近退休年龄。改革开放之初,他决定去山东贩茶。没有本钱,借了2000元,扣掉50元利息,揣着1950元上了车。那时他胆子很小,开面包车走小路,怕被查税。时代刚刚掀起一块小口子,他冒冒失失的,至今也搞不清当初是不是需要交税。

钱是赚了些,但随着欠账增多,利润越来越少。打电话催债不给,人就得跑过去要账。“不像现在这么简单,微信给你转账几千,要什么品种,马上发过去。”

在任廷钰眼里,时代流转最显而易见的参照物还是房子。他的父亲四十多岁去世,他是家里的老大,底下有6个弟弟妹妹,一家9口挤在36平方米的老房子里,艰难过活。

在任廷钰28岁时,他拥有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4个兄弟一起用泥巴建的。48岁时,他用外出打工的钱建了3层两间的房子,用的是白灰,墙根裂了大缝,因为没钱,水泥用得少,也没钢筋。到了68岁,他有了全村最气派的房子。几十年前大家盖房子帮来帮去的,现在一天需要120元的工钱。

“我小时候,村子只有现在一半这么大,全村一间新房子都没有。”

他记得1961年,村里饿死过人,树皮摘下,煮一煮,吃了。山上找不到青色的东西,能吃的都吃了。

磕磕绊绊长到19岁,在祠堂里半工半读。祠堂就在现今文化礼堂的位置,有16间房子大,“柱子那么粗”,任廷钰双臂围了个圆。雕梁画柱,每根柱子配有对联,大梁上有横批,挂有匾额。祠堂供奉着几千个牌位,每有一个人死去,牌位就多一个出来。

逢年过节,祠堂也照常做戏,吸引的极有可能是同一批人——当地的越剧伴着这些人的青春,如今他们成了爷爷奶奶,仍是喜欢天不亮就去文化礼堂抢座位,不睡觉也要听到天黑散场。

那时的戏台规模宏大,可容纳千余人看戏,五间大厅,前面中央戏台,两边道地天井,两旁是男女厢房,供老人妇女小孩病弱者看戏。戏台楼上是化妆室、休息室,楼下是厨房、商铺。戏台设计科学,中央上方有个八角音箱,演员唱戏时声音柔和动听,好比现在的立体音响。

这戏台先有绍剧《闯王进京》《牛郎织女》《木兰从军》,后有《智取威虎山》,全本《沙家浜》《奇袭白虎团》。

进入火红的时代,久旱无雨,晒得庄稼死去活来。“有文斗,也有武斗。老百姓自己斗自己,用枪打,砰砰砰,镇上死了好几个人。”任廷钰说。文革把牌位烧了,老庙也毁了。

老家谱上还记载着祖先的规训:“祠字创立维艰,子孙尤宜深省,三年翻盖或损坏即行修葺,不得怠缓坐视。”

到1981年,祠堂拆掉,开始建“大会堂”。但大会堂造得不好,上面漏水,木头腐蚀了,在新千年的夜里轰然倒塌。

“本来那天要放电影的,幸亏没放,不然肯定要压死人的。”任廷钰回忆。

老建筑倒的倒,毁的毁,败落如同春雪融化,既缓慢,又势不可挡。只剩个旗杆台门孤孤零零地立在村子中央,显出颓唐的样子。

它距离任伟永的房子不过两百米,却是时隔200年对于“显赫”的差别定义。现在村里人称发了财的人为“老板”,赚钱赚得多最有面子。

旧时绍兴习俗,凡中举的人,便可立旗杆。“以前住的起码是绍兴地区的大官!”这是村里出过最有名的人物,任团结兴奋地说。

责任编辑:肖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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