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军工困难 歼10之父宋文骢居然卖起了面条

在中国航空科学技术领域，有这么一位人物：他是中国飞机设计战术性能气动布局专业组创建人之一，建起了中国第一个航空电子系统研究室；他长期从事歼-8、歼-7C以及歼-10飞机的研制，后来他被誉为中国“歼-10之父”。在中国航空研究领域，此人可谓大名鼎鼎。这个人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宋文骢。

与宋文骢熟悉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仅从外表看来，他与普通人毫无二致。住在他家附近的老邻居们，时常遇到满头白发的宋文骢，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到菜市场买菜，到所里上班。也有人回忆说，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军工行业最困难的那几年，宋文骢一度因为家里经济困窘，下班后摆摊卖面条，以维持生计。那个年代的人们感慨：研究导弹不如卖茶叶蛋啊！

导弹专家宋文骢的一生跌宕起伏，富于传奇色彩。 有“歼-10之父”之称的他，这一生是如何走过来的？他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少年伤痛，心怀救国壮志

1930年3月26日，宋文骢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原籍云南大理。早在学生时代，宋文骢就与飞机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过，那却不是一段美好的记忆。

少年时代，宋文骢是在防空警报和硝烟战火中度过的，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日本飞机对昆明没完没了的轰炸。“防空警报，警报什么呢？——中国飞机跑了，日本飞机来了。我们没有抵抗力啊！”几十年后，回忆往昔，宋文骢依然忍不住扼腕：“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航空落后啊，那个挨打是没完没了的！”目睹美丽的古城经常遭遇日军轰炸，一个念头在少年宋文骢心中潜滋暗长： “长大要当飞行员！我们一定要有很好的飞机。”梦想如同种子般在幼小的宋文骢的心底萌芽。

1949年，宋文骢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侦察员，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1950年，宋文骢担任云南军区情报处谍报组长，同年调入空军二航校学习——这个时候，儿时的梦想，宋文骢感觉，曙光初现。1951年，作为空军机械师的一员，宋文骢参加抗美援朝，回国后第二年，不忘初心的他，如愿考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进入空军工程系学习，开始了他的飞机设计生涯。

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期间，宋文骢就参与了“东风113”的研制。1960年，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沈阳飞机制造厂、国防部六院一所工作，是我国飞机战术和气动布局专业创建人之一，同时，他也是我国先进新式气动布局设计技术的开拓者，此后，宋文骢殚精竭虑，为我国第一架超音速歼击机——歼-8飞机的研制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年奋发，澎湃强国雄心

1980年6月17日，宋文骢任611所总设计师，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首席专家。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空军，尽管在飞机制造设计方面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仍然没有甩掉一穷二白的面貌，甚至没有一款“拿得出的先进战机”。对此，现在不少“军迷”都记忆犹新。虽然1964年我们国家就能生产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但10年浩劫，使得我国的航空工业一直裹步不前。此时，空军装备的歼-7和歼-7I总共不过几十架，大部分空军部队还靠着二三十年前仿米格-19的歼-6，撑起祖国的一片蓝天。不少当事人感慨“中国空军凭的是一腔热血在捍卫着祖国的天空。”

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在航空领域发展很快，美国空军已经装备第三代的F-15和F-16上千架，美国海军的F-14也装备10余年了。与之相比，我国的航空工业，“技术、人才和实验条件等方面，和第三代先进飞机的要求相距甚远。”我国空军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有越拉越大之势。

1981年年底，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邹家华向邓小平建议：开始搞新一代歼击机，预计初期投资在5亿元。邓小平批示“新歼项目较为重要，前期投资5亿左右，目前花钱也不多，拟同意。”在国内经济发展经费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代号为“10计划”的新一代歼击机项目正式拉开序幕。

1986年，时年56岁的宋文骢被任命为歼-10飞机总设计师，肩负起了我国自主研发新一代先进战斗机的历史重任。歼-10飞机是我国自行研制的当时唯一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战斗机，技术跨度大、难度高，其战技要求集中体现了西方先进国家着手开发的2000年左右装备的先进战斗机的特点。歼-10战斗机属于第三代战斗机，这对于当时仍普遍装备歼-6、歼-7等第二代战斗机的中国空军来说颇为陌生。

“严格意义上说，当时的歼-10还不是一架完全的第三代战机，跟现在的歼-10也有很大差别。”业内人士指出。此时的歼-10没有完全采用翼身融合设计；鸭翼面积不大，静不稳定度有限，机动性也不是太高；甚至发动机还没踪影，整机动力水平还是大大的未知数。歼-10研制的难度，超乎想象。这架飞机究竟能达到什么水平，当时谁都说不准。

对于这一极具挑战性的任务，有人问宋文骢：“宋总啊，恕我冒昧，据我所知，搞一个型号飞机少则10年、8年，多则10年、20年。你今年已经50多岁了，年龄不饶人啊，这架飞机在你手里最终能设计定型吗？”说话人意思很明白，言下之意就是你宋文骢可能到死都搞不成歼-10！对于这一充满“善意”的关怀，宋文骢这样回答：“哈，这个问题有意思。我老宋还能活多少年，这架飞机能不能在我手里定型，我说了不算。但可以肯定的是，通过这架飞机的研制，中国一大批现代飞机设计研制的人才肯定会成长起来！对此，我深信不疑。我们只要为他们铺好了路，到时候我老宋在不在没关系，自然会有比我宋文骢更高明的人来接着干。”

飞机设计研制过程中，宋文骢既是领导又是专家，他力主技术民主，鼓励创新；他不仅性格开朗且点子多，常被同事们戏称“宋老鬼”。根据歼-10的需要，他亲自创设“战术技术与气动布局”专业，自己当组长，专门讨论飞机使用分析等与空军作战有关的“事情”，这些谋划与布局为后来歼-10后来“17分钟的一鸣惊人”打下坚实的基础。

除掉技术上的困难，611所还面临一个实际问题，就是缺钱，这个问题曾经几乎让歼-10夭折。当时，10号工程的总共投资只有40亿元人民币。钱落实没落实先不说，这笔钱不是由611所一个单位花，而是要用在10个分系统，上百家研制单位上，能够用到飞机研制上，摊到611所的已经所剩无几，其中还要拿出来对外合作(主要是法国和以色列)。没钱就做不了试验，没钱就做不了方案。歼-10 的研制，一度因为资金问题，在原地踏步。

1989 年，中央军委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军事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宋文骢也受邀参加了代表团。考察期间，苏-27SK—— 一款新锐战斗机，给军事代表团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其效果可以用震撼来形容。“光内油量就超过歼-7 空重的战斗机，居然能够达到F-16的机动水平！”对当时的中国空军而言，苏-27SK战斗机一时被惊为天人!

回国后，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有不少空军将领提出，“与歼-10相比，苏-27 性能优异。”“而歼-10干脆下马别搞了，把钱省出来买苏-27 更合算。”还有人甚至喊出了“要打赢，靠27”的口号。的确，从1982年开始到1989年，整整8年时间，歼-10依然躺在图纸上，永远处于“方案论证、预先研究、再论证”阶段。有领导甚至说，成飞搞歼-10是“5分钱想上长城”，“根本就是不切实际嘛！”

611所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最困难的岁月，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和空军副司令员林虎等少数有真才实学的将领，对难产的歼-10给予毫无保留、最为坚定的支持！没有他们，可能就没有现在的歼-10了。

对于大量进口苏-27战斗机的这种观点，在会议上，刘华清将军笑而不语，而是先让在场的宋文骢发言。宋文骢起身道：“苏-27 的确性能优异，但是和歼-10相比，二者性能各有所长，苏-27是替代不了歼-10的，两者应该是相互配合。”

刘华清点头赞许，然后才亮明自己的观点：“苏-27 再好，也是别人家的孩子；歼-10 无论如何，就是再困难，也要搞下去！”

在接下来漫长的研制过程中，宋文骢领导广大设计技术人员，紧缩开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一步一个脚印，一次又一次攻克技术难关，默默地向目标迈进。他们先后攻克了先进气动布局、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高度综合化航电武器系统以及CAD/CAE/CAM等关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