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反腐新书中有原则贪官 个别贪官搞出“三个不收原则”（2）

贪官“讲原则”：不办事不收钱

观海解局记者发现，不少贪官和《追问》所记述的李立青有着类似的特点：利益交换总是限定在周围一小撮非常熟的“朋友”中，显得受贿很有“原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掩耳盗铃，妄图将人情当成一张“遮羞布”。

据《浙江日报》报道，2012年，温州市房产管理局龙湾分局原局长戴建华走上法院的被告席。据披露，戴建华第一次收钱，就是来自他的一位哥儿们韩某。他帮后者顺利租到店面，比市场价便宜很多。事后，韩某给戴建华送去1万元，戴建华觉得这是朋友间的相互帮助，就欣然收下。

接下来几年内，戴建华又利用职权“热心”的帮助了几位朋友，例如：将装修工程承包给熟人、“帮忙”酒店摆平违规装修问题、帮助违章的建筑得到安置费用等，并在事后得到朋友的感谢费。

与戴建华类似，南京溧水原副县长汤少波也只收熟人的钱，而且更为小心谨慎。有三种情况他是不会收受贿赂的：一是数额太大的不收；二是关系不太熟的不收；三是看不顺眼的不收。因此汤少波有了“三不干部”之称。

2008年6月，浙江一个做汽车零配件生意的老板，想在溧水做些项目，经人介绍认识了汤少波。在接触过程中，该老板送给汤少波一个纸袋，里面除了香烟外还有1万美元。汤少波发现后，立即把1万美元交给了开发区纪工委。“与该老板关系不是很熟，不是很放心，而且1万美元数额太大。” 汤少波说。

有些老板摸透了汤少波的心理，尽量把送钱的事做得比较随意，数额也不是太大，每次两三万元，让汤少波感觉不到是在行贿。实际上，汤少波所收受的77万元财物，也是4家公司8年共27次送给他的。

这种“讲原则”的贪官，虽然少见，却也并不是孤例。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类似的还有广东省韶关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有“五不”原则（不主动索要钱财、不办事不收钱、不催讨该给还没给的钱、不讨价还价、不介意钱多钱少），黑龙江省绥棱县委原书记李刚有“三不收”原则（事没办成的不收、关系不密切的不收、几个人同时送的不收），河北省石家庄市交通局原副局长杜国栋也有“就是不能让单位吃亏，只收干活干好的，干差的送钱也不收”的原则。

河北“亿元巨贪”谁的钱都敢收

观海解局记者发现上述“讲原则”、只收熟人贿赂的贪官只是少数，大多数还是“来者不拒”。这些人在钱财的来源、金额上没有过多的顾忌，有人甚至恬不知耻地在法庭上辩称“想说不收真的很难”、“办事不给回报不舒服”。

据《法制日报》报道，去年5月26日，海南文昌原副市长符涛生涉嫌受贿案一审开庭。据检方指控，符涛生利用职务便利，在民生工程承建承揽等方面为他人谋利，多次收受承包人符某等12人贿赂共计239.1万元。其中，收回数额每次从数千元到几十万元不等。

面对检方指控，符涛生表示认罪服法，但辩称自己系“被动型”受贿，收钱也很无奈，“开发商们个个腰缠万贯，个个是款爷。这些工程是我帮他们拿到的，他们发财吃肉时，自己跟着喝些汤也在情理之中……”

安徽滁州市琅琊区政协原主席孙协也是对钱财来者不拒的典型，并且“办事不给回报就不舒服”。孙协接受调查期间曾透露，第一次接受项目经理丁某送给他的5000元感谢费的时候，“心里很是害怕，不踏实，还有些内疚感”。但随着次数越来越多，他开始对送来的钱物来者不拒，甚至发展到后期“办事不给回报就不舒服”。

河北“亿元贪官”马超群则是他们中的“佼佼者”。据河北省纪委2014年11月通报，办案人员共在秦皇岛市城市管理局原副调研员、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家中搜出现金1.2亿元，黄金37公斤，在北京和秦皇岛等地的房屋手续68套。

据秦皇岛市当地一些干部群众反映，马超群作为当地供水公司领导，相当“贪婪跋扈”，他在当地人中的口碑“挺坏”，名声较差。“谁的钱他都要收，哪儿的钱都敢要。”一位熟悉马超群的当地干部反映，“不给钱就不给你通水，给钱少了就给你断水。”

应净化官员畸形“朋友圈”

对于部分官员只收取熟人贿赂，2015年12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李松峰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官员“权力寻租”的欲望是形成官商“小圈子”的重要原因。“从实质上看，‘小圈子’是双方权益交换的媒介。通过这个圈子，官员私售权力，商人奉送钱财，各取所需。”

李松峰表示，另一方面，“小圈子”的出现，也是一些官员“鸵鸟心理”作祟。由于“小圈子”内的成员经过官员精心选择，隐蔽性很强，这会使官员产生一种莫名的安全感，他们会觉得只要腐败局限在“小圈子”内，就不易被人发现。

网络评论员乔志峰也有着相同的看法，他认为，这种采用选择性收钱的贪官，通常会坚持不放心的钱不收、收了钱之后一定会办事的方式。“贪官觉得，只有坚持这两点，才能在保证利益最大化的同时确保安全，让千辛万苦才得到的乌纱帽万无一失。”

《中国纪检监察报》曾发表文章称，对官员而言，发生贪腐，最主要的原因是信仰缺钙、宗旨观念淡薄。交友不慎、抵不住诱惑，都是起次要作用的外因。更何况，贪官所谓的“朋友关系”，只不过是小人之交而已。

要防止贪官通过“朋友圈”受贿，一方面，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消灭官场中形形色色的小圈子；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厘清权力边界，净化畸形的官员“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