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贷巨额诈骗案 从“人人分期”上买苹果手机也能挣钱？（2）

推手

许多受害学生怀疑，网贷平台的部分员工可能参与诈骗，或知情不报。

2015年6月，夏英凯在“分期乐”“爱学贷”（现更名为“爱又米”）“人人分期”三家平台以自己的身份，为马艳飞购买手机。

他说，除了确认学生身份信息、购买商品种类以及家庭电话外，签合同不需要太多审核。唯一跟财务挂钩的生活费选项，“填每月1万（元）也没人查”。

“分期乐”公关部人士辩称，学生们收取了马艳飞的好处费，很可能在“是否自愿购买”等关键问题上欺瞒签单人员。这和警方得到的马艳飞口供吻合，“会提前告诉学生怎么应付”。

夏英凯说，为马艳飞购买手机后，自己被其发展成“爱学贷”的签单员。他发现，在分期平台的“大区经理”“校园经理”“校园代理”“签单员”这一业务体系里，马艳飞也比自己资历更老。

许宁证实，马艳飞曾担任“人人分期”的校园代理。“人人分期”可以和线下实体手机店合作，马艳飞便利用身份，和彼时认识的某手机店老板合伙套现，省去了倒卖手机的步骤。这也使得“人人分期”成为马艳飞诈骗案中受害大学生人数最多的平台。

“爱学贷”官方工作人员也确证，马艳飞曾被该公司聘为“爱创人”，即校园代理级别。

夏英凯感觉，和每签一单只能拿到72元钱的自己相比，马艳飞地位超然。令他印象深刻的是，马艳飞和“爱学贷”太原地区的某城市经理关系熟稔，经常在朋友圈发布和后者的合影或聊天截图，还屡次在同学面前与其通话，讨论“今天能出几单”。

和夏英凯同时成为签单员的另一位同学坚信，马艳飞真有门路。正常情况下，签单员每天能做一两单苹果手机就“很夸张”，可马艳飞往往把十几个同学叫到一间教室，集体签合同。“一个签单员在短时间内做十几台苹果手机，绝对异常。”

事后，马艳飞不止一次地在他们面前炫耀：“你们只管签单，风控我都让经理压着了。”

在受害学生们看来，这种环境大大推进了诈骗活动的进展，更让他们增强了“自信”。

“爱学贷”公司给出了几乎截然不同的说法。其工作人员表示，学生们反映的该城市经理不但没有问题，还在案发后积极协助警察调查，为公司善后。目前因业绩优秀，已升职为省区经理。

“爱学贷”回应称，该经理的确曾招募马艳飞作为校园代理。但于2015年2月就发现其行为不端，及时开除。至于当时的校园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被马艳飞利用，但基本是马艳飞利用个人人脉，与部分校园代理和签单员达成的交易，“平台也是此事的受害者”。

“马艳飞案，校园贷平台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教授范立夫认为，校园贷款平台有信息披露义务，除向学生提示潜在风险，还必须对借款学生的资格条件、还款能力、借款用途、在其他机构的贷款信息、第二还款人或担保人还款能力等信息进行严格审查。

武汉的情况如出一辙。在短期集中销售大量手机后，为了应对“人人分期”公司可能的电话调查，一名白姓工作人员也曾教韩晓一定要回答“买手机是为了自己使用”。韩晓与夏英凯一样，没经历过什么“严格审核”。

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徐敏证实了郑禹系“人人分期”校园代理的身份。起初，郑禹还使用“优分期”和“人人分期”两个平台套货。但韩晓介绍，由于“优分期审核比较麻烦”，他们转而全部使用能快速完成审核、下单的“人人分期”。“整个下单过程不超过10分钟。”

在其他地区，利用漏洞的大有人在。据报道，2015年10月起不到5个月时间，内蒙古女孩张一丹就利用类似的手段，在内蒙、辽宁两省诈骗1200余名学生上千万元。她在审讯中表示，快速扩张的首要诀窍，就是“挖掘各大分期平台的授信经理做自己的中介”。

2016年4月13日，教育部办公厅、银监会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校园不良网络借贷风险防范和教育引导工作的通知》。其中强调，要对“借款人资格审查失职失当等行为加强监管和风险提示”。

上海、重庆、深圳、广州等多地监管部门随后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校园网贷市场，并列出多项负面清单。

同年8月，银监会对校园网贷整治再次提出五字方针“停、移、整、教、引”，其中“停”针对暴利催收等违法违规行为，“移”指违法违规行为要移交相应部门，“整”是对校园“网贷”业务进行整改，“教”和“引”则涉及大学生教育。

“趣分期”官方表示，从2016年开始，已不再经营大学生市场。短短数月，活跃在校园内的线下地推团队大量消失。

坍塌

在此之前，马艳飞和郑禹还是过上了一段“好日子”。

许宁透露，除了少部分用于消费，马艳飞的大部分资金，都放进了股票市场和民间借贷领域。2015年股市暴跌，才导致他骗局的资金链“意外”断裂。

和苦心经营着整个体系的马艳飞相比，郑禹明明有着更靠谱的“商业模式”，却把自己弄成了整个链条上最不稳定的因子。

他抽的烟从三四十元一包的利群变成了百元的“1916黄鹤楼”，“成袋成袋地买”，代步工具也从摩托车变成了改装后价值几十万元的丰田锐志。

铂金链子，最新款的手机，价值数千元的手表，让郑禹的好朋友最印象深刻的是，“别人分烟论根，他一盒一盒分”。百元一包的黄鹤楼，常常被郑禹随手扔进朋友的怀里。

“那一阵子，他和他身边的一些人都不把钱当成钱了。”郑禹团队的一名成员说。

没有人知道，郑禹的底气来自于低价变卖手机。也没人能说清，他是何时放弃了正经的“创业”，选择了一条险径。

事后调查发现，郑禹以单价5000多元、低于市场价的价位卖出了未开封的苹果手机，但这部手机的“成本”高达七八千元。根据还款期数的不同，“人人分期”会从中收取累计几百至上千元不等的服务费。这意味着做得越多，欠得越多。

多位与郑禹认识的受害者说，郑禹对朋友“非常大方”。有人反映，郑禹送过改装摩托车给朋友。当事情败露后，找上了郑禹家门的受害者惊讶地发现，他家的房子老而破败，他与他们想象中的“阔少”形象相去甚远。

2015年暑假来临时，郑禹已经无力偿还新一期款项了。在韩晓等人的追问下，他终于承认，自己将手机一次性低价卖了。听到这话的韩晓，眼泪“唰”地流了下来。

武汉的骗局已然破产，太原马艳飞案的端倪才刚出现。

2015年10月，很多学生开始发现，一向还款很及时的马艳飞出现了超期滞纳金。

11月，情况更加严重。马艳飞找到赵云龙等人，称自己“资金链紧张”，希望大家能借他点钱，或者帮他给下线先垫上。

虽然马艳飞还是一脸轻松，可赵云龙当场就蒙了。

付款不再及时给金字塔带来了结构性的崩塌。恐慌、愤怒、猜疑从下而上传输，压力汇集到了金字塔的上层。

一名级别比赵云龙还要高的介绍人在社交平台上记录了当时的绝望：“假如有一天我出事了，记住，我是被逼死的。”

夏英凯成了最后一批知晓情况的人。12月的最后几天，他身上已经不剩1分钱，还背上了好几张借条，所有钱都被拿来垫付下线同学们的分期款了。

他唯一能做的，是每天给消失得无影无踪的马艳飞打100多个电话，跑遍整个太原找寻他的踪影，天黑了蹲在马路牙子上大哭一场，想想“怎么和父母断绝关系，不让他们背上债务”。

12月31日，马艳飞的行踪被发现。人们将他堵在了公司。在这里，他最后一次发挥了“职业素养”。追债者揪着他的衣领，他也笑眯眯的，示意大家不要着急。人们蜂拥而上，让他写借条、立字据。他统统答应。

韩晓等人也是在武汉市的一家公司里找到了郑禹。“他那时像受了惊的小老鼠，在发抖。”至此，马艳飞与郑禹的命运走到了同一方向，均被警方拘留。

金字塔坍塌了。留下一地的债务。

韩晓曾经最亲密的朋友已与她反目。夏英凯也受到昔日好友的威胁。有人旁敲侧击，说本校的另外一名介绍人已经被下线们打断了三根肋骨。

今年开春，一位断交许久的朋友在微信里发来信息，让夏英凯还钱，说“当初是被你强迫买的”。

夏英凯急了，对方还说有证据。质问有什么证据，对面又嘲讽，“心里有鬼吧，急什么急？”

“你是不是把我逼死就好了？！”

对面回了一句：“对啊，人死债销。你死了这事儿就结了，真便宜你。”

过了半分钟，对方把这句话撤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