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大院里的盲人：学习抢红包 听《人民的名义》

沈阳铁西区盲人大院，老人在晒太阳。

天擦亮不久，“哒哒哒”，盲棍击地声响，盲人大院醒了。

这座位于沈阳市铁西区的大院本没有名字，院内呈环型分布的8栋楼都是回迁房，1989年沈阳互感器厂的盲人职工们被安排在此聚居后，“盲人大院”的名字便叫开了。

人最多的时候，院子里住了一百多位盲人。

28年过去，盲人大院周边高楼渐起，大院南边的街道成了沈阳有名的汽配城。

院内砖红色的墙皮开始脱落，盲人们和这座大院一同老去——从最初的一百多人逐渐凋零至六十七人，他们的平均年龄76岁，每年都有两三个“没了”。

不变的是，几乎每一个院里的盲人都说：我哪儿也不想去，这就是最好的地方。

几年前，社区举办活动有30多位盲人参加。

（一）

77岁的李凤珍皮肤白净，鼻梁挺直。她曾有一双美丽的眼睛，瞳仁清澈，不眨眼时能看到漂亮的双眼皮，现在只剩下一弯褶皱。

她说话轻声细语，齐耳短发总是梳得整整齐齐，清瘦的双腿套着一条浅灰色的牛仔裤，一个人发呆时，安静地像一株植物。

来到大院之前，李凤珍因为失明，在床上整整躺了两年，“啥都不想听，啥也不想干”。

李凤珍走在去活动室的路上。

她本是一个爱花的姑娘，阳台养了鸡冠花、吊兰、文竹，21岁开始，她得了青光眼，视力一点一点消失——先是蒙了一层薄纱，接着眼前涌动黑的、白的、红的色块，后来，每天看到的东西都蒙上了一层雾，最后，“啥也看不见，白天黑夜一个样”。

她再也没养过花，去公园别人让她摸“肉乎乎的大朵花”，她不摸，怕心痛。

“出门都是健全人，会犯怵”，来到盲人大院之前，李凤珍住的院子几乎没有盲人，缓过劲来后，她喜欢呆在家里嗑瓜子，听评剧。

1992年，李凤珍嫁进了盲人大院。丈夫也是一位盲人。

她的家简洁朴素，家具一律沿着墙壁摆放，这样不容易磕碰。厨房的瓶瓶罐罐摆放都有讲究，最左边的是盐，往右依次是酱油、味精和香料，做菜时按顺序一样一样地放，才不会摸不到。家具有时更像是一种坐标，要去厨房，得摸过床头柜，出房间门，摸过放水杯的木桌。如果再摸过暖壶和铁锅，跨过门槛，就能到阳台晒太阳。

丈夫在世时，手把手教她生活，就像教一个孩子——电饭锅添两小碗米，大概需要手掌这么深的水；切土豆，切一半了怕切到手就把剩下的土豆“趴着切”；烧开水别灌太满，听响声八成满了就停下。

和面时，李凤珍爱哼唱小曲儿。

四年前，李凤珍的丈夫患病离世，临终前还惦记着，让她“睡觉之前要记得反锁门，往冰箱那边转，转两圈”。

丈夫走了，李凤珍只剩下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她开始一个人生活。她思念老伴，但从不说，家里也不供奉任何遗物。

黑暗中，她每天重复着和丈夫一样的家务劳动，“我一擦地，就会想起以前他帮我擦地，我一灌暖壶，就想起以前他灌暖壶那声响”。

（二）

盲人大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沈阳市倡导盲人“自食其力”，街道将每一位盲人送去福利厂房上班。

盲人大院的盲人们都是当时沈阳市互感器厂的工人。互感器厂给他们安排宿舍居住，如今厂子已经不在了，原来宿舍区的三排平房也经过拆迁改造变成了楼房，厂里按照拆迁标准给职工分房，最小户是50平米左右，最大的有70平米。

和李凤珍一样，院里的盲人都是后天失明，小时候得了青光眼、白内障，逐渐看不到东西。

这群盲人从十六七岁便一起共事，做筷子、扎扫帚，缠线圈，每天早晨七点半，被一辆大客车接去上班。

73岁的张贤回忆，当时他们的工作是制作互感器零配件，他们按照班级分类，有缠线班、装配班、码片班，缠线班人数最多，左手拿着线，勒紧，缠在一个钻了孔的塑料板上。最大的线圈两天才能缠一个，中型线圈一天可以缠十个左右的，小线圈一天能缠二十个。

厂里也有健全人，“但健全人有时候分心，咱们就一心一意干这个，他们看看这看看那，溜达，精神没咱们集中，有时候一天比咱们少4个左右，咱们缠20个，他们缠15-16个。”

20年前，他们陆陆续续地都退休了。

5月2日，院里的盲人们在排练节目，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如今，盲人大院里的退休职工每月退休工资在2000-3000元，多数人在2700元左右，他们有自己的住房，生活简单，不怎么需要花钱，退休金多数用来给孙辈，有老人闲聊，说“去年一年我算了一下，给我那小孙子花了三万块”。

盲人们对自己的现状也满意。张贤说：“现在盲人从盲校毕业，只能搞点按摩，没有我们那时候好。现在每天一张大的，一张小的，（一张一百元，一张五十元）养活我们，真挺好。”

（三）

无尽的黑暗中，一切关于“看”的动词，在这里都变成了“摸”。上厕所前，要先摸摸马桶的位置，炒菜时，每翻炒一两下就要用手摸摸软硬，一盘菜炒好后，手烫得通红。

这里的一蔬一饭都得之不易，如果要买菜，只能等到周四社区安排的“送菜上门”服务一次性买齐，从前没有“周四菜场”时，盲人们只能托人带菜。健全人半个小时能做好的烙饼，他们要花四五个小时，身上沾满面粉。

盲人们去买菜，一名坐轮椅的残疾老人是她们的“眼睛”。

用勺子放盐放不准，很多盲人都是用手掐着盐，细细地撒在上面，一顿饭下来，手上沾满了油、盐、辣椒面。

盛菜是一门技术活，把盘子悬在锅的上方，锅铲先磕一下盘口，再翻腕扣下，一锅铲一锅铲地往上码。

老伴在世时，有一次想吃螃蟹，李凤珍托人带了四只回来，不知道如何清洗，就丢进塑料袋装水晃荡，锅里水一热，便丢进锅里，螃蟹“叽里呱啦”顶锅盖，她死死地摁住，“吓坏了，以后再也不敢买螃蟹了”。

做土豆丝也有经验。李凤珍会先用菜刀沿着土豆的轮廓打转，遇到凸起的“结”，便加大力气，削去，五个土豆摸起来全都是光滑的以后，她才开始用削皮刀削皮，这样炒出来的土豆丝里，没有一点黑点儿。

院里的盲人并没有放弃应有的美丽和体面。

邱素华今年七十岁，她烫头发，抹眼霜，只穿白色的袜子，尽管看不见，她能说出自己每天穿着的样式和颜色，哪件衣裳别人说不好看，她就再也不爱穿了。

邱素华（左）和李凤珍（右）在家中聊天。

每天早饭后，李凤珍都会蹲在地上，用抹布一点一点把家里擦干净，她把能擦的东西都擦一遍，包括记者放在桌上的手机。上完厕所自动冲水后，她会用洗菜水再冲三遍，“洗了韭菜蒜苔的水不用”，怕有味道。

邱素华的家也找不到落灰的地方，暖气一停，她便琢磨着要用布遮住暖气片，她反复确认“这个真的好看吗”，家里人都说好看，才心满意足盖上。

有人问邱素华要个馒头吃，她便把家里的馒头一个一个摸过，挑一个“摸着没有一点疙瘩的”递给人家，心里才安心。

有段时间，楼道里有人乱扔垃圾，李凤珍特别怕别人误会是盲人扔的，她当着众人的面大声说：我敢保证，没有一个是咱盲人扔的。

（四）

盲人老了，大院里从前有80多户100多位盲人，一个一个“没了”，如今只剩43户67人。从前，社区组织办活动，活动室座位总是不够坐，现在有时都坐不满。

在盲人大院，日子流淌得缓慢，近三十年来，盲人们只玩同一种扑克游戏，他们拄着盲杖，每日往返于家和活动室之间。

李凤珍正在抚摸扑克牌上的盲文。

“听着啊，咱就给你听听这声，七八九十钩”，对方只剩两张牌了，李凤珍摸了摸手牌上凸起的盲文，这一局应该是输了。

每天下午，院里的盲人活动室都有人打牌，他们把普通扑克牌刻好盲文，花色数字都刻上，打最简单的“跑得快”。没有人在乎输赢，“都是图一乐”。

吃过晚饭后，是固定的“唠嗑时间”。盲人们围坐一团，聊自家餐桌上的芸豆和茄子，一听有脚步声靠近，便哈哈笑起来，他们一听就知道来的是谁。

他们也努力融入现代生活——和网友语音聊天，学习发红包抢红包，听《人民的名义》。曲凤兰每天都要上网。她打开主机，不开显示屏，把声音调大，随着键盘敲击，读屏软件一个一个开始介绍“硬盘”、“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这套流程曲凤兰太熟悉，读屏软件第一个字还没说完她就已经进行下一步操作了。

曲凤兰每天都要上网，她学会了和网友语音聊天。

《人民的名义》还没有更新完，她追到了第十集，一边吃花生一边听剧，她并不急着知道结局，“管他谁是好的谁是坏的，看着看着不就知道了”。

但他们还是害怕出门。

二十多年前，院里有盲人去过北京，那会儿沈阳下小雨，他们穿得厚实，有人说他们“一个个穿的像豆包儿似的”，排队上厕所时，盲人队伍是歪的，他们听到有人小声议论——“屁股长歪了”。

现如今，马路上车越来越多，就算去只隔了一条马路的公园走走，盲人也得有人领着。他们怕车，院子里，盲杖一碰到车，报警器就响了，“呜呜呜的”，心里发慌。

盲人大院，越来越像城市里的孤岛——出大院门右拐，有一家烤肉店，邱素华闻着香味有些嘴馋，得等孩子有空才能带她去，“外面的娱乐活动很多，盲人一个都去不了”。

活动室里，有人小声说，我是盲人，就应该和盲人大院在一起。

买完菜回家的盲人，他们最怕过马路。

（五）

“外面”对于院里的盲人来说，是一个越来越陌生的词汇。

他们习惯了自己的生活。“因为对这儿最熟悉。”

这些年迈的老人被子女反复邀请，“跟我们一起住吧，方便照应”，几乎没有老人愿意离开大院。

他们也不喜欢被照顾的感觉，就算是自己的子女。“有个健全人在跟前，干啥都打怵，怕人笑话，觉得自己做啥都不正常”，还是现在比较自在，要干啥招呼一声，大伙儿一起去。

李凤珍就抱怨，子女们拖地都是“三两下就完事儿了”，盲人们喜欢一寸一寸地摸，遇到疙瘩就停下来，细细擦去。

她也不爱让自己的子女帮忙洗碗，每一个碗，都要自己亲手放，找起来才踏实。

四年前，老伴走后，李凤珍成了院里经济条件最困难的盲人。

她只是家属，没有退休金，每个月只有360元遗属费，加上80元老年费，共440元。但她不忍心给女儿添任何麻烦。

那年冬天，沈阳平均气温-9℃，因为交不起878元的采暖费，李凤珍停用了家里的暖气。

知道消息的盲人朋友马上帮她凑钱供暖，他们当天就凑齐了钱让李凤珍家暖和起来了。

那天晚上，李凤珍偷偷地哭了，“没有这些盲人朋友我咋活”。

五月二日，春末的阳光洒在院里的长椅上，几位盲人挤坐一排，眯眯笑，唠嗑。

风起，黄沙和柳絮打着卷迎面扑来，路人纷纷捂住口鼻，盲人们看不见，只轻轻拂了拂头发。

李凤珍仰起头，眼睛对着太阳，“真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