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卖房到大理双廊开客栈 “逃离北上广”结果如何？

想象-否定

揣着悬而未决的命运和三百多万的债务，王燕回到了成都。

4月1日之前，她有一个令很多城市人羡慕的身份：大理的客栈老板。她在院子里种花，打开窗望出去便是变幻的云彩和苍茫的洱海，空气洁净、阳光灿烂，水鸟落在海面，鱼儿划过湖底，她迎来送往，听很多路上的故事。这样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完全符合她早前对客栈老板的想象——尽管为了维持这样的状态，她每年需要承受30万元的亏损。

王燕在洱海东北岸的双廊有18间海景客房。去年9月，双廊开始修路，客流减少，王燕经常枯等一天都见不到一个客人。她认为暂时的困难都是对未来的投资，她确信自己最终能扭亏为盈。直到2017年3月31日这一天的来临。

当天，《大理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洱海流域水生产保护区核心餐饮客栈服务业专项整治的通告》发布，要求4月1日起的十天内，洱海保护区核心区范围内所有餐饮、客栈经营户一律自行暂停营业，接受核查。

如当头棒喝，王燕懵了。

2014年夏天，她在双廊旅游业最火爆的时候入局。和很多到大理开客栈的外地人一样，想久居的原因非常简单：这里气候适宜、文化丰富、旅游业兴盛、有发展空间。她当时45岁，已经开始考虑在此养老的问题。虽未涉足过民宿行业，但她相信“开一家客栈不会比经营一家服装公司更难”。在成都，王燕是一家小型服装公司的老板，每年收入三四十万，衣食无忧。

考察多家民宿之后，王燕谈妥了一家占地一亩的客栈，租约18年，每年租金60万，前9年的租金须在签合同时一次性付清。王燕拿不出那么多钱，经朋友介绍，找到了现在的合伙人。为了支付540万租金，合伙人卖掉了在昆明的一家小型印刷厂，王燕卖掉了原本经营的服装公司70%的股份，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又向亲戚朋友和银行分别借贷一百多万，终于成了海边客栈占股55%的股东。

2015年1月正式接手以后，王燕试图将旧客栈推倒重建，于是花费四十多万请西南设计院的设计师画了图纸。可就在开始拆旧屋的第一天，风声就传了过来。有人告诉她：“政府可能要整治洱海了，你这海边的房子，拆了可能就建不起来了。”

王燕忌惮这样的传言，只好一边经营旧客栈一边等消息。合伙人认为，在客栈设施陈旧的情况下铺陈过多的网络宣传，带来的差评会对客栈之后的运营造成不良影响。王燕接受了这个看法，放弃了客栈网络预订渠道之后，她也被迫接受了客栈不温不火的状况。

4月中旬，王燕回到成都，全家人的生活质量大不如前。女儿马上大学毕业，原本准备去英国留学，现在只能暂时搁置；有亲戚朋友上门讨债，王燕拆东墙补西墙，终日惶惶；她很难再安稳入睡，有时半夜惊醒，感觉心脏要跳出胸腔。

“我真的非常、非常后悔去了双廊。”王燕犹豫、叹气，最终否定了那段诗意生活的全部意义。

困惑-浪漫

4月28日，“五一”小长假的前一天，我来到双廊。双廊正在建设环湖排污管网，汽车被迫停在离古镇三公里以外的临时停车场，游客只能依靠当地人的电瓶车前往。街道如被割开的血管，飞扬的尘土让整个小镇蒙上了一层灰。随处可见类似于“洱海清，大理兴”的环保标语，每家客栈、餐馆门口都贴着告示：保护洱海，从我做起，主动歇业，敬请谅解。下方是手写的客栈名字和日期。街上除了几家当地人开的小吃店和一些小超市，所有的店铺都门窗紧闭。很多衣服店、饰品店的玻璃窗上，都红纸黑字地写着打折信息：清仓处理，一件不留。

我没有见到王燕。4月26日我到达大理时，环洱海客栈、餐馆已正式停业半个月，近年蜂拥而至的很多客栈老板已如候鸟般飞走。有些人回到大城市，重新过上朝九晚五的生活；有些人开始考察新的客栈选址，打算从大理迁居别处；更多的人对重新开业抱有谨慎的信心，但对“往何处去”这个命题产生了新的迷惘。

“往哪儿跑啊？这是现在非常困扰我的一个问题。”42岁的火刚说。2010年到双廊开客栈之前，他在北京从事互联网和金融行业。他单身，有车有房，过着“每个月都能来大理度假”的生活。后来想让生活更自然一些，他辞职了，到双廊开了一家海景客栈。周围做金融的朋友们设了一个20万的赌局，押他不出半年就会回北京。

当时的双廊还是一个非常朴素的白族渔村，整个镇子只有十几家旅馆，交通不便，设施落后。火刚在洱海边做了四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生意不错，很快就回了本。到了2015年，大理环洱海游日益火爆，火刚觉得周围环境越来越嘈杂，便转让了海边客栈，与人合伙在山上做一家规模更大的民宿。为了这项1100万的投资，火刚卖掉了自己在北京西直门的房子。他没有等到北京房价一轮又一轮的暴涨，因而在此后谈论起这一话题时，语气中都带着隐隐的戏谑、无奈与不甘：“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经历什么。”

就在我到达大理的第二天，曾经发起过“逃离北上广”活动的新世相公布了最新的网剧计划。他们将联合亭东文化，以流行IP“逃离北上广”为主题拍摄电影，初期投资3000万。发布会上，亭东文化首席内容官李海鹏强调：“‘逃离北上广’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真IP。”

“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有19000人参与了线下活动，这个数字已经和当年超女线下报名的人数旗鼓相当。如果当年超女算一个IP，那么逃离北上广当然也应该算。”新世相合伙人汪再兴说。

在他看来，无论是逃去大理还是留在北上广，都是大城市居民对生活方式的思考和用脚投票的行为。在采访中，汪再兴引用了英国作家亚瑟·克里斯托弗·本森的话：“从古至今，惟一能令所有人感兴趣的事情，就是如何逃离。”他说这是大城市的浪漫母题，符合城市话题和城市故事制造者的定位。

“浪漫是想象。一个画画的、做设计的人，每一笔下去都不会是浪漫的。只有当你想到这件事的时候，你可以用浪漫这个词。”2012年来到双廊开客栈的银翘说，“浪漫是用来形容某种意念而不是描述一件具体事情的。”

银翘是资深驴友，曾为《Lonely Planet》（《孤独星球》，著名旅游指南）撰写四川卷，2007年之前在深圳从事广告工作。2008年去拉萨开客栈之后，她就走上了“再也无法回去上班”的路。

一边是“逃离北上广”的微小实验，一边是“逃离到大理”的具体实践。从大城市迁徙回流，到底是一个口号、一门生意，还是一种生活？

逃离-回归

大理地处云南省中部，海拔2090米，北接丽江，南靠普洱、临沧，西及苍山，面朝洱海，以低纬度高原季风气候为主，温和，干湿分明。

“我大概前世是大理人。”将《天龙八部》三分之一场景放在大理的金庸这样说。

“阳光总那么灿烂，天空是如此湛蓝，永远翠绿的苍山，我爱蓝色的洱海，散落着点点白帆。”歌手许巍在歌词里这样写。

2014年，导演宁浩则直接将镜头对准了大理。电影《心花路放》中，男主角耿浩在都市遭遇情感危机后，是洱海治愈了他。电影票房高达11.67亿，其中出现的酒吧和客栈一跃成为网红，插曲《去大理》成为很多人奔赴而来的助推器：“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

“每次北京有严重雾霾或者‘逃离北上广’的话题被提起，就会有很多人来问我在大理过得怎么样。”去年举家从北京搬到大理的宽宽坐在古城叶榆路一家有机餐厅里说。她穿着一身蓝色棉布长裙，提一个小竹篮，戴着太阳帽，走到二楼露台时颇有经验地提醒我：“这里紫外线太强烈，过一会儿就晒黑了。”

宽宽出生于1983年，早年供职于媒体，后来创业做广告公司，现在打理着一个拥有30万粉丝的公众号。对于大城市人频繁的叨扰，她有点抱怨：“以前从北京到上海，换一换工作大家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来到大理后，总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就在思考，为什么从北京来到大理就变成了一个现象？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变成一个问题？1970年代美国作家塞林格就跑到乡下去，可见所谓的逃离，不是这个时代才有，你即使做了也没有惊天动地。我在这边追求不到的东西，到那边去追求，不是这么回事吗？所以我觉得整个时代还是穷人思维，就是我怕缺什么，而不是我要追求什么。”

2015年年底，北京的雾霾让宽宽感到崩溃：女儿基本无法出门，老人身体越来越糟糕……她赶紧带他们到大理躲霾。住了十多天客栈，北京天气依然不见好，她萌生了提前搬到大理的想法——宽宽曾考虑40岁之后离开北京，为此还考察过珠海、杭州等地，但连她自己也没想到这一天会加速来临。

宽宽被贴上了“逃离者”的标签，成了北京和大理的连结点：不断有朋友因考察大理而住在她家里；不断有朋友表达移居大理的愿望，结果第一句话就是“大理现在房价如何”；不断有朋友以观望者的姿态问她：“逃离北上广之后，你得到更多还是失去更多？”

客栈被关停之后，火刚暂时回到北京。他只能租房住，戏称自己从中产阶级掉回了一无所有的贫下中农。参加一次大学同学聚会之后，他在朋友圈感叹：“跻身为一二线城市的所谓中产，其代价恐怕冷暖自知，恐惧、迷茫，怕掉队，怕变故，大学同学聚会，永恒的两个话题：收入、孩子，大部分人都被裹挟着奔跑于未知和虚空，累啊。”

朋友圈配图是一列黑白的地铁，强光透过玻璃，打在几张没有表情的脸上。

洱海边上，排污工程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今年年初，大理开启洱海抢救模式，内容包括流域“两违”整治、村镇“两污”整治、面源污染减量、节水治水生态修复、截污治污工程提速、流域执法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