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卖房到大理双廊开客栈 “逃离北上广”结果如何？（2）

流动-长居

到大理的第一天，我见到的是26岁的刘雪菲。她正穿着白色棉睡裙躺在天台上看云。大理傍晚风大，云层溜得飞快，玫瑰色的太阳还没掉下山头，月亮的轮廓就已升在洱海之上。

去年6月之前，刘雪菲在北京一家唱片公司做法务工作，月薪一万。7月辞职后，她到大理生活了三个月，10月回北京，在首都机场时她依然确信自己会留在大城市，但仅仅一个小时后，她就主动修改了自己的命运——她走进胡同里30平米的租房，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状态。

回到大理古城，刘雪菲租了一套面积60平方米的屋子，坐北朝南，阳台上放着高脚凳和空啤酒瓶，屋里放着新做的木制画架。她把这里改造成一个小型工作室，做法律公众号、接法务咨询，同时利用自己的绘图特长做一些兼职。但在刘雪菲心里，法律始终是她认识世界的切口。为了在目前最想久居的地方从事最想从事的工作，不久前刘雪菲去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应聘。学历、工作经验都没问题，对方只提出了一个担忧：你如何保证自己会在这里长居？

大理是一个流动的场所。

刚搬到大理时，宽宽曾经担心：到大理生活的人会不会越来越多？那些在大理留了很多年的人却气定神闲地告诉她：“不会，好多人来了也会走。”

在古城，拐角的墙壁上都层层叠叠地贴着客栈转让、店铺转租的信息。“最热闹的人民路上隔几天就会换一批店面。”老大理人喜欢用略带夸张的语气说。

四年半前，23岁的牛牛刚到大理时，那些已经在此生活多年的朋友们打了个赌：她不会呆在这里超过三年。

“他们觉得这个年龄的人没有长性，不适合做这件事。”牛牛说。

2011年，牛牛曾在双廊住过一段时间。因为生病，她到卫生所打点滴，医生扎好针后就把她“赶”到院子里：“你可以一边晒太阳一边挂水。”牛牛挪到外头，满眼都是和医院不相符的生活画卷：护士们洗头、洗衣服、哄小孩……那一瞬间她觉得大理太温情了。一年后，牛牛决意离开北京，这里成为首选之地。

作为一个以农业和旅游业为主的城市，大理并不能提供与北上广旗鼓相当的就业环境。对很多在大城市从事朝九晚五工作的人而言，要在大理持久生活，从事民宿、餐饮行业是门槛较低的选择。2011年环洱海旅游景观公路全线贯通以后，大理旅游业日益火爆。2012年大理州共接待游客1847.29万人次，同比增加近20%。洱海旁的房租随之上涨，一位2012年去双廊开客栈的老板说：“那两年海边的房租都是接近十倍的涨幅，从两三万到二三十万。”

一心想到大理开客栈的牛牛已经去不起海边了。“如果背负太多债务，我会觉得和留在北京没有什么区别。”牛牛太抗拒她原先在北京的生活状态了：要和身边所有人搞好关系、要在应酬上阿谀奉承，每天凌晨一两点才能回到家，第二天早晨又得化好妆、戴好面具出现在公司。

牛牛向家里要了点钱，以每年两万的租金在距离红龙井城门四百米的苍山脚下找了一块一亩三分的地。院子刚刚建好时，周围的村子还是一片荒芜。牛牛没有在马路边设客栈路牌，因为自卑。“我觉得和大理民宿攻略中频繁出现的那些设计师手笔相比，自己院子做得太差了。”

刚开业的两个月，牛牛没有迎来一个客人。她满脑子想的都是要证明给父母和原先的同事看，自己从北京来云南是个正确的决定，可当她坐卧不安地守在院子里时，她却发现这根本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她根本无法从中获得成就感。那时她太怕孤独了，给每一个在大理的朋友发信息：“今天你能过来玩吗？聊聊天，什么都行。”她原以为可以读一些在北京时没空读的书，却发现根本没心思，满脑子想的都是：为什么还没有客人？

状态跌入低谷，她开始质疑自己做客栈的意义，同时开始追问：我离开北京是不是一个错误？

大理政府发布通告，洱海流域水生态保护区核心区内的餐饮客栈服务业一律暂停营业，整治期限自4月1日起至大理市环湖截污工程投入使用为止。洱海西岸的才村，客栈纷纷关停，在建项目也被迫停止。

情怀-真实

2010年8月，我第一次来到大理，逗留两日后从大丽路搭车到双廊。当时的双廊还是尚未开发的白族渔村。我住在玉几岛的一家白族民宿里，每日房费80元，屋子旁边就是杨丽萍的太阳宫。坐在客栈的紫藤花架下，能看到郁郁葱葱的南诏风情岛和碧波荡漾的洱海，能看到光着膀子的孩子们划船到湖中央，像蚱蜢一样跳进水里游泳。

2015年3月，双廊旅游业最为火爆时，我再次来到这里。与我当时居住的香港相比，这里气候干燥、天地开阔，午后阳光直剌剌刺在皮肤上，有种都市里难得一见的坦荡。从大理下关开出的中巴车上，挤满了穿白裙子的女生和挂着单反相机的男生。从海西拐到海东，人们拉着扶手随汽车摇摆，如地铁开动时人们对身体那种整齐划一的失控。当时的双廊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工地，所有看得到洱海的地方都建起了房子。我企图找到五年前住过的那家民宿，终告失败。

据统计，2012年双廊镇的游客是135万人次，2013年突破150万，而到了2016年，这一数据上升到了320万。随着游客增多，双廊镇客栈的数量从2012年的一百多家发展到了2016年的五百多家，其中有70%证照不齐。

“大理是张网，自投罗网的外地人，如蜘蛛网一样缔结着外面的世界，创作、修身、经商、吃睡。”出生于双廊的赵一海说。他曾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之后做过五年记者。在他的认知中，大理人的宿命就是回故乡。“一是大理气候舒适，二是很多地方经济落后，回来会有机会，三是大理人的性格没那么争强好胜，因而不太适合大城市的那种竞争。”

2015年，赵一海回到双廊，在自己的祖宅基地上新建了一个二层小楼做客栈，毗邻杨丽萍的太阳宫。他说双廊就像一个怪物，既不是城市也不是农村，却也因此博得了人们的喜爱：既能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又能沉醉于田园风光。

在银翘眼中，双廊则更像是中国的缩影。“从我们到这里开始，双廊就是一年一个样子，拆迁、盖楼、变城市……中国用三十年时间走了西方国家两百年走的路，双廊用五年时间走了其他景区二十年走的路。”

2010年，曾就职于新华社的陈阵在天涯论坛上发表了题为 《逃离北上广，爱大理更爱双廊》的文章。他在文中称，在北京的大街上，他经常疑惑自己呼吸的是空气还是尾气，经常不知道喝哪种水才最安全，在菜市场看见个头越来越大的蔬菜，脑海中总会不由自主地浮现转基因的画面……他说：“交通拥挤，空气污浊，北京越来越不再是适合居住的城市。”他先后考察了厦门、桂林、三亚等地，直到来到大理，他才感觉自己找到了“诗意的栖居地”。

“我正好赶上了大理最美好的时代。”4月29日，我在古城一家咖啡馆见到了陈阵。他姗姗来迟，说话语速偏快，喜欢用手拢住半白的长发，声称自己有一种“敏感的不安全感”。回忆起2010年刚来大理时的场景，他流露了了采访中少见的温柔：“现在的大理跟我们那时候的大理是两个大理。我们那时候有好多完全的自由人，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人格，这场小酒喝完马上就是下一场。别人从来不问你干什么，你就是你，而不是客栈老板。你有趣，就跟你玩，不有趣就不跟你玩。现在很多小业主就是来挣钱的……通常都会通过你的职业去区分三六九等。”

前一天晚上，陈阵就在这家咖啡馆送别了一个在洱海边投资2000万、但还没有正式投入运营的朋友。根据大理政府专项整治通告中提出的“总量控制，只减不增”原则，餐饮、客栈等经营性场所将暂停审批——这意味着这笔投资短期内将不可能回收。

朋友一边哭一边埋怨他：“不都是你吗？说大理好，我们才来的。结果我们把北京的房子卖了，在这里变得一无所有。”

陈阵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过了好久才安慰道：“谁也没办法拒绝坎坷，总有一天生活会好起来。”我问陈阵：“你相信吗？”他捋了捋耳后的头发，笑道：“不相信。”

“千万不要把大理太乌托邦化。我最怕这一点了。过去几年大理为什么来了这么多人？媒体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搞得个个都要来这里抒发自己的情怀。”赵一海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刀光剑影，好的生活其实是自己给自己的。”

被问及“你看到的报道与记忆中的大理是否相符”时，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毫无关系。”

风险-保障

“政策风险、市场风险、社区风险。”一位2012年到双廊开客栈的老板这样总结自己身负的压力，“政策风险是指行政力量对旅游行业、民宿行业的管理，市场风险是指越来越大的市场竞争，社区风险主要指房东随时可能毁约。”

五年前他筹建客栈时，曾因为不断追加投资而被迫求助于高利贷，所幸之后生意不错，很快就收回成本。他将自己称为“夹缝中的人”：“需要自己解决很多棘手的问题，但有时候为了经营，你得要美化大理。”

从事法律工作的刘雪菲说这里非常缺乏法律意识和契约精神，房东毁约闹上法庭是非常普遍的事。我接触的数十位客栈老板中，几乎所有人都遇到过各种形式的“被涨租”。

为了最大程度地规避风险，银翘特地找了一个在当地政府担任职务的房东。签约前房东拍胸脯表示自己懂法，不会乱涨房租。可到第二年，房东就找上门了。

“合同在这儿就是一纸空文，打官司法院判你赢了也没用，他还会来捣乱。”银翘说。有一回她房东喝了酒来客栈里撒泼，踢了她的狗还砸坏了玻璃，后来也只能不了了之。有时候房东也会带着他的朋友到院子里喝茶，介绍说：“看，这是我们家院子。”

“可笑吗？他租给你了，但这房子永远是他的，租期里也是他的，你只是暂时住在这儿而已。”银翘有点哭笑不得。房东以各种手段要求涨房租之后，双廊的一些客栈老板甚至考虑过请保安公司，后来觉得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才暂时搁置。

既有本地人的身份，又曾在大城市见过世面，赵一海成为了两边共同认可的公约数。但他觉得自己的位置非常尴尬：“帮本地人说点话，外地人就觉得你终归是本地人；帮外地人说话，本地人觉得你已经向外地人投诚。”

他说，外来人口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断增加，自然会发生冲突。关于这个问题，他转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周末时，赵一海的一个朋友去苍山上的取水点取水，看见一个开着北京牌照越野车的人拿了五六个大桶在拼命接水，每个都是饮用机桶装水的容量。一个本地的老人拿了两升的瓶子凑过去问：“你能给我先接一下吗？”对方答：“没看到我正在接着吗？”

大多数外地移民都认为自己为大理带来了新的理念与技术，也为大理本地人提供了很多不错的就业机会。以赵一海的说法，现在反应激烈的双廊客栈老板们都有一种功臣的心态：我曾经为此地发展做出过贡献，你们现在却这样不留情面。但他也理解他们的不安。“政策确实不确定，他们害怕后面会不会有更严厉的措施，所以就会对未来产生一种恐慌。”

洱海西部的一个客栈老板把恐慌的另一来源归咎于租房：“如果房子是自己的，我就不会那么焦虑，大不了自己住，可是眼看着租约一天天减少，却无能为力。”

银翘也因为这次的停业风波有了一些观念的改变。1964年出生的银翘曾在北京、深圳长期生活，却至今没有买房，也没有结婚生子。她崇尚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拒绝被世俗力量规训，现在却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她说：“做生意一定要考虑政策因素。”她打算等洱海边的客栈恢复营业就将它转让出去，自己去贵州山区。但这一次，再也不能租房做客栈了。“一定得是自己买的，至少得有40年产权、有房产证保障的。”

房子如金钟罩，来到大理寻找新生活的人们很容易又被裹挟进一场安全感捍卫行动之中。

“大理古城附近的房价涨幅很大，尤其是这两年北京雾霾那么严重，来这儿买房子的人变多了，房价自然就涨了，这是市场规律。”一位姓刘的房产中介称附近楼盘都很抢手，“有些好的、可能会出售的二手房房源，都有好几个买家排队等着。”

2016年年初，宽宽以五百多万的价格卖掉了在北京的一套房子。排号预约过户、等待卖方申请贷款，9月份拿到房屋尾款时，那套房子已经涨了两百多万。可当她算总账，却发现自己并没有亏：她以每平方米9000块钱的价格在大理山水间小区买了一套不到两百平的房子，现在这个小区的均价是2万；她又在杭州市中心买了一套可供出租的房子，现在那套房子也已经涨了150万。

“我在大理的这个房子，不断有人问我要不要卖。北京的朋友也经常托我在大理看房子，可中介说现在都没房子了……”宽宽说，她很多朋友的移民行动都停滞在“我买到房子就过来”这个点上。“其实没房子，你也随时能过来，但大家想的不是先怎么去改变，而是要先买房子、有个寄托……这其实还是把自己的生活放在了原有的标签和目录上。”

对于已经实现相当程度财务自由的宽宽而言，房子已显得不再那么重要。而对于想长留大理的刘雪菲而言，这却是为数不多可以表达忠诚的机会。

5月6日，我再次见到了她。她已经得到了大理下关那个律师事务所的职位。面对能否久居的质疑，她最终这样回复了对方：我打算在这里买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