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卖房到大理开客栈 错过北京房价一轮又一轮的暴涨（2）

逃离-回归

大理地处云南省中部，海拔2090米，北接丽江，南靠普洱、临沧，西及苍山，面朝洱海，以低纬度高原季风气候为主，温和，干湿分明。

“我大概前世是大理人。”将《天龙八部》三分之一场景放在大理的金庸这样说。

“阳光总那么灿烂，天空是如此湛蓝，永远翠绿的苍山，我爱蓝色的洱海，散落着点点白帆。”歌手许巍在歌词里这样写。

2014年，导演宁浩则直接将镜头对准了大理。电影《心花路放》中，男主角耿浩在都市遭遇情感危机后，是洱海治愈了他。电影票房高达11。67亿，其中出现的酒吧和客栈一跃成为网红，插曲《去大理》成为很多人奔赴而来的助推器：“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

“每次北京有严重雾霾或者‘逃离北上广’的话题被提起，就会有很多人来问我在大理过得怎么样。”去年举家从北京搬到大理的宽宽坐在古城叶榆路一家有机餐厅里说。她穿着一身蓝色棉布长裙，提一个小竹篮，戴着太阳帽，走到二楼露台时颇有经验地提醒我：“这里紫外线太强烈，过一会儿就晒黑了。”

宽宽出生于1983年，早年供职于媒体，后来创业做广告公司，现在打理着一个拥有30万粉丝的公众号。对于大城市人频繁的叨扰，她有点抱怨：“以前从北京到上海，换一换工作大家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来到大理后，总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就在思考，为什么从北京来到大理就变成了一个现象?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变成一个问题?1970年代美国作家塞林格就跑到乡下去，可见所谓的逃离，不是这个时代才有，你即使做了也没有惊天动地。我在这边追求不到的东西，到那边去追求，不是这么回事吗?所以我觉得整个时代还是穷人思维，就是我怕缺什么，而不是我要追求什么。”

2015年年底，北京的雾霾让宽宽感到崩溃：女儿基本无法出门，老人身体越来越糟糕……她赶紧带他们到大理躲霾。住了十多天客栈，北京天气依然不见好，她萌生了提前搬到大理的想法——宽宽曾考虑40岁之后离开北京，为此还考察过珠海、杭州等地，但连她自己也没想到这一天会加速来临。

宽宽被贴上了“逃离者”的标签，成了北京和大理的连结点：不断有朋友因考察大理而住在她家里;不断有朋友表达移居大理的愿望，结果第一句话就是“大理现在房价如何”;不断有朋友以观望者的姿态问她：“逃离北上广之后，你得到更多还是失去更多?”

客栈被关停之后，火刚暂时回到北京。他只能租房住，戏称自己从中产阶级掉回了一无所有的贫下中农。参加一次大学同学聚会之后，他在朋友圈感叹：“跻身为一二线城市的所谓中产，其代价恐怕冷暖自知，恐惧、迷茫，怕掉队，怕变故，大学同学聚会，永恒的两个话题：收入、孩子，大部分人都被裹挟着奔跑于未知和虚空，累啊。”

朋友圈配图是一列黑白的地铁，强光透过玻璃，打在几张没有表情的脸上。

洱海边上，排污工程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今年年初，大理开启洱海抢救模式，内容包括流域“两违”整治、村镇“两污”整治、面源污染减量、节水治水生态修复、截污治污工程提速、流域执法监管

流动-长居

到大理的第一天，我见到的是26岁的刘雪菲。她正穿着白色棉睡裙躺在天台上看云。大理傍晚风大，云层溜得飞快，玫瑰色的太阳还没掉下山头，月亮的轮廓就已升在洱海之上。

去年6月之前，刘雪菲在北京一家唱片公司做法务工作，月薪一万。7月辞职后，她到大理生活了三个月，10月回北京，在首都机场时她依然确信自己会留在大城市，但仅仅一个小时后，她就主动修改了自己的命运——她走进胡同里30平米的租房，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状态。

回到大理古城，刘雪菲租了一套面积60平方米的屋子，坐北朝南，阳台上放着高脚凳和空啤酒瓶，屋里放着新做的木制画架。她把这里改造成一个小型工作室，做法律公众号、接法务咨询，同时利用自己的绘图特长做一些兼职。但在刘雪菲心里，法律始终是她认识世界的切口。为了在目前最想久居的地方从事最想从事的工作，不久前刘雪菲去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应聘。学历、工作经验都没问题，对方只提出了一个担忧：你如何保证自己会在这里长居?

大理是一个流动的场所。

刚搬到大理时，宽宽曾经担心：到大理生活的人会不会越来越多?那些在大理留了很多年的人却气定神闲地告诉她：“不会，好多人来了也会走。”

在古城，拐角的墙壁上都层层叠叠地贴着客栈转让、店铺转租的信息。“最热闹的人民路上隔几天就会换一批店面。”老大理人喜欢用略带夸张的语气说。

四年半前，23岁的牛牛刚到大理时，那些已经在此生活多年的朋友们打了个赌：她不会呆在这里超过三年。

“他们觉得这个年龄的人没有长性，不适合做这件事。”牛牛说。

2011年，牛牛曾在双廊住过一段时间。因为生病，她到卫生所打点滴，医生扎好针后就把她“赶”到院子里：“你可以一边晒太阳一边挂水。”牛牛挪到外头，满眼都是和医院不相符的生活画卷：护士们洗头、洗衣服、哄小孩……那一瞬间她觉得大理太温情了。一年后，牛牛决意离开北京，这里成为首选之地。

作为一个以农业和旅游业为主的城市，大理并不能提供与北上广旗鼓相当的就业环境。对很多在大城市从事朝九晚五工作的人而言，要在大理持久生活，从事民宿、餐饮行业是门槛较低的选择。2011年环洱海旅游景观公路全线贯通以后，大理旅游业日益火爆。2012年大理州共接待游客1847。29万人次，同比增加近20%。洱海旁的房租随之上涨，一位2012年去双廊开客栈的老板说：“那两年海边的房租都是接近十倍的涨幅，从两三万到二三十万。”

一心想到大理开客栈的牛牛已经去不起海边了。“如果背负太多债务，我会觉得和留在北京没有什么区别。”牛牛太抗拒她原先在北京的生活状态了：要和身边所有人搞好关系、要在应酬上阿谀奉承，每天凌晨一两点才能回到家，第二天早晨又得化好妆、戴好面具出现在公司。

牛牛向家里要了点钱，以每年两万的租金在距离红龙井城门四百米的苍山脚下找了一块一亩三分的地。院子刚刚建好时，周围的村子还是一片荒芜。牛牛没有在马路边设客栈路牌，因为自卑。“我觉得和大理民宿攻略中频繁出现的那些设计师手笔相比，自己院子做得太差了。”

刚开业的两个月，牛牛没有迎来一个客人。她满脑子想的都是要证明给父母和原先的同事看，自己从北京来云南是个正确的决定，可当她坐卧不安地守在院子里时，她却发现这根本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她根本无法从中获得成就感。那时她太怕孤独了，给每一个在大理的朋友发信息：“今天你能过来玩吗?聊聊天，什么都行。”她原以为可以读一些在北京时没空读的书，却发现根本没心思，满脑子想的都是：为什么还没有客人?

状态跌入低谷，她开始质疑自己做客栈的意义，同时开始追问：我离开北京是不是一个错误?

大理政府发布通告，洱海流域水生态保护区核心区内的餐饮客栈服务业一律暂停营业，整治期限自4月1日起至大理市环湖截污工程投入使用为止。洱海西岸的才村，客栈纷纷关停，在建项目也被迫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