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卖房到大理开客栈 错过北京房价一轮又一轮的暴涨（3）

情怀-真实

2010年8月，我第一次来到大理，逗留两日后从大丽路搭车到双廊。当时的双廊还是尚未开发的白族渔村。我住在玉几岛的一家白族民宿里，每日房费80元，屋子旁边就是杨丽萍的太阳宫。坐在客栈的紫藤花架下，能看到郁郁葱葱的南诏风情岛和碧波荡漾的洱海，能看到光着膀子的孩子们划船到湖中央，像蚱蜢一样跳进水里游泳。

2015年3月，双廊旅游业最为火爆时，我再次来到这里。与我当时居住的香港相比，这里气候干燥、天地开阔，午后阳光直剌剌刺在皮肤上，有种都市里难得一见的坦荡。从大理下关开出的中巴车上，挤满了穿白裙子的女生和挂着单反相机的男生。从海西拐到海东，人们拉着扶手随汽车摇摆，如地铁开动时人们对身体那种整齐划一的失控。当时的双廊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工地，所有看得到洱海的地方都建起了房子。我企图找到五年前住过的那家民宿，终告失败。

据统计，2012年双廊镇的游客是135万人次，2013年突破150万，而到了2016年，这一数据上升到了320万。随着游客增多，双廊镇客栈的数量从2012年的一百多家发展到了2016年的五百多家，其中有70%证照不齐。

“大理是张网，自投罗网的外地人，如蜘蛛网一样缔结着外面的世界，创作、修身、经商、吃睡。”出生于双廊的赵一海说。他曾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之后做过五年记者。在他的认知中，大理人的宿命就是回故乡。“一是大理气候舒适，二是很多地方经济落后，回来会有机会，三是大理人的性格没那么争强好胜，因而不太适合大城市的那种竞争。”

2015年，赵一海回到双廊，在自己的祖宅基地上新建了一个二层小楼做客栈，毗邻杨丽萍的太阳宫。他说双廊就像一个怪物，既不是城市也不是农村，却也因此博得了人们的喜爱：既能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又能沉醉于田园风光。

在银翘眼中，双廊则更像是中国的缩影。“从我们到这里开始，双廊就是一年一个样子，拆迁、盖楼、变城市……中国用三十年时间走了西方国家两百年走的路，双廊用五年时间走了其他景区二十年走的路。”

2010年，曾就职于新华社的陈阵在天涯论坛上发表了题为 《逃离北上广，爱大理更爱双廊》的文章。他在文中称，在北京的大街上，他经常疑惑自己呼吸的是空气还是尾气，经常不知道喝哪种水才最安全，在菜市场看见个头越来越大的蔬菜，脑海中总会不由自主地浮现转基因的画面……他说：“交通拥挤，空气污浊，北京越来越不再是适合居住的城市。”他先后考察了厦门、桂林、三亚等地，直到来到大理，他才感觉自己找到了“诗意的栖居地”。

“我正好赶上了大理最美好的时代。”4月29日，我在古城一家咖啡馆见到了陈阵。他姗姗来迟，说话语速偏快，喜欢用手拢住半白的长发，声称自己有一种“敏感的不安全感”。回忆起2010年刚来大理时的场景，他流露了了采访中少见的温柔：“现在的大理跟我们那时候的大理是两个大理。我们那时候有好多完全的自由人，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人格，这场小酒喝完马上就是下一场。别人从来不问你干什么，你就是你，而不是客栈老板。你有趣，就跟你玩，不有趣就不跟你玩。现在很多小业主就是来挣钱的……通常都会通过你的职业去区分三六九等。”

前一天晚上，陈阵就在这家咖啡馆送别了一个在洱海边投资2000万、但还没有正式投入运营的朋友。根据大理政府专项整治通告中提出的“总量控制，只减不增”原则，餐饮、客栈等经营性场所将暂停审批——这意味着这笔投资短期内将不可能回收。

朋友一边哭一边埋怨他：“不都是你吗?说大理好，我们才来的。结果我们把北京的房子卖了，在这里变得一无所有。”

陈阵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过了好久才安慰道：“谁也没办法拒绝坎坷，总有一天生活会好起来。”我问陈阵：“你相信吗?”他捋了捋耳后的头发，笑道：“不相信。”

“千万不要把大理太乌托邦化。我最怕这一点了。过去几年大理为什么来了这么多人?媒体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搞得个个都要来这里抒发自己的情怀。”赵一海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刀光剑影，好的生活其实是自己给自己的。”

被问及“你看到的报道与记忆中的大理是否相符”时，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毫无关系。”

风险-保障

“政策风险、市场风险、社区风险。”一位2012年到双廊开客栈的老板这样总结自己身负的压力，“政策风险是指行政力量对旅游行业、民宿行业的管理，市场风险是指越来越大的市场竞争，社区风险主要指房东随时可能毁约。”

五年前他筹建客栈时，曾因为不断追加投资而被迫求助于高利贷，所幸之后生意不错，很快就收回成本。他将自己称为“夹缝中的人”：“需要自己解决很多棘手的问题，但有时候为了经营，你得要美化大理。”

从事法律工作的刘雪菲说这里非常缺乏法律意识和契约精神，房东毁约闹上法庭是非常普遍的事。我接触的数十位客栈老板中，几乎所有人都遇到过各种形式的“被涨租”。

为了最大程度地规避风险，银翘特地找了一个在当地政府担任职务的房东。签约前房东拍胸脯表示自己懂法，不会乱涨房租。可到第二年，房东就找上门了。

“合同在这儿就是一纸空文，打官司法院判你赢了也没用，他还会来捣乱。”银翘说。有一回她房东喝了酒来客栈里撒泼，踢了她的狗还砸坏了玻璃，后来也只能不了了之。有时候房东也会带着他的朋友到院子里喝茶，介绍说：“看，这是我们家院子。”

“可笑吗?他租给你了，但这房子永远是他的，租期里也是他的，你只是暂时住在这儿而已。”银翘有点哭笑不得。房东以各种手段要求涨房租之后，双廊的一些客栈老板甚至考虑过请保安公司，后来觉得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才暂时搁置。

既有本地人的身份，又曾在大城市见过世面，赵一海成为了两边共同认可的公约数。但他觉得自己的位置非常尴尬：“帮本地人说点话，外地人就觉得你终归是本地人;帮外地人说话，本地人觉得你已经向外地人投诚。”

他说，外来人口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断增加，自然会发生冲突。关于这个问题，他转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周末时，赵一海的一个朋友去苍山上的取水点取水，看见一个开着北京牌照越野车的人拿了五六个大桶在拼命接水，每个都是饮用机桶装水的容量。一个本地的老人拿了两升的瓶子凑过去问：“你能给我先接一下吗?”对方答：“没看到我正在接着吗?”

大多数外地移民都认为自己为大理带来了新的理念与技术，也为大理本地人提供了很多不错的就业机会。以赵一海的说法，现在反应激烈的双廊客栈老板们都有一种功臣的心态：我曾经为此地发展做出过贡献，你们现在却这样不留情面。但他也理解他们的不安。“政策确实不确定，他们害怕后面会不会有更严厉的措施，所以就会对未来产生一种恐慌。”

洱海西部的一个客栈老板把恐慌的另一来源归咎于租房：“如果房子是自己的，我就不会那么焦虑，大不了自己住，可是眼看着租约一天天减少，却无能为力。”

银翘也因为这次的停业风波有了一些观念的改变。1964年出生的银翘曾在北京、深圳长期生活，却至今没有买房，也没有结婚生子。她崇尚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拒绝被世俗力量规训，现在却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她说：“做生意一定要考虑政策因素。”她打算等洱海边的客栈恢复营业就将它转让出去，自己去贵州山区。但这一次，再也不能租房做客栈了。“一定得是自己买的，至少得有40年产权、有房产证保障的。”

房子如金钟罩，来到大理寻找新生活的人们很容易又被裹挟进一场安全感捍卫行动之中。

“大理古城附近的房价涨幅很大，尤其是这两年北京雾霾那么严重，来这儿买房子的人变多了，房价自然就涨了，这是市场规律。”一位姓刘的房产中介称附近楼盘都很抢手，“有些好的、可能会出售的二手房房源，都有好几个买家排队等着。”

2016年年初，宽宽以五百多万的价格卖掉了在北京的一套房子。排号预约过户、等待卖方申请贷款，9月份拿到房屋尾款时，那套房子已经涨了两百多万。可当她算总账，却发现自己并没有亏：她以每平方米9000块钱的价格在大理山水间小区买了一套不到两百平的房子，现在这个小区的均价是2万;她又在杭州市中心买了一套可供出租的房子，现在那套房子也已经涨了150万。

“我在大理的这个房子，不断有人问我要不要卖。北京的朋友也经常托我在大理看房子，可中介说现在都没房子了……”宽宽说，她很多朋友的移民行动都停滞在“我买到房子就过来”这个点上。“其实没房子，你也随时能过来，但大家想的不是先怎么去改变，而是要先买房子、有个寄托……这其实还是把自己的生活放在了原有的标签和目录上。”

对于已经实现相当程度财务自由的宽宽而言，房子已显得不再那么重要。而对于想长留大理的刘雪菲而言，这却是为数不多可以表达忠诚的机会。

5月6日，我再次见到了她。她已经得到了大理下关那个律师事务所的职位。面对能否久居的质疑，她最终这样回复了对方：我打算在这里买房。

失序-重构

大理生活会打碎原有的社会坐标，但也容易使人陷入另外一种失序。

牛牛在大理开客栈的这几年，那种“我选择错了”的想法时不时会冒出来。

开业两个月后，牛牛才在去哪儿网上收到了第一个订单。她非常紧张，反复祈祷千万不要取消。对方实际入住后，她甚至兴奋地打电话给朋友说：“我都不想收他们房费了!”可就在客人退房之后，她蹲在地上刷马桶时，那种心酸的感觉却翻涌了起来：我名牌大学毕业，原来想开客栈是以为可以穿得很文艺，闲时看看书、写写东西、接待客人，可现在却在刷马桶……

牛牛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最开始的理想是做战地记者，职业起点在凤凰卫视。后来跳槽到腾讯，不到两三年就成为旅游频道副主编。回头来看，她觉得自己23岁就跑到云南开客栈，条件其实非常不成熟，“但当时没有想那么多。”

很多学弟学妹到牛牛的院子里玩，都会说：“我毕业后干脆不工作了，直接开个客栈或者咖啡厅。”牛牛每次都会严肃制止他们。“我觉得这件事情跟年龄、阅历还是有很大关系的。如果是一个40岁或者35岁以上的人再来干这件事情，我估计他不会有这些思想变化和困扰。刚开始跑开客栈时，家里人、朋友都在说：你想好了吗?我当时觉得自己想好了。可如果现在回到那个年纪，我肯定不这样选择。绝对。”

2016年年初，牛牛的客栈终于走上轨道，全年入住率达到80%，可她却觉得生活一下子又变得空落落。

“我觉得我在浪费时间。” 她陷入到一种新的恐慌：我的新闻抱负还没有实现;我做了一个不挣钱的院子，我暂时想不出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去挑战;专业荒疏那么久，如果我不想开客栈了，我也回不去了，因为应聘的公司只会看到空缺了几年工作经验，不会看到我这几年付出的努力与得到的成长。牛牛说，那段时间，她在潜意识里总觉得有一天会回到大城市，之前不断逃避是因为自己根本没有想清楚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原来在一个单位中工作、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到大理来，就比较容易陷入困境中。他去做一个咖啡馆、客栈，也未必是出自意愿，可能只是为了有一个赚钱的工具，但这样子就会成为空心人。在北京的时候，你没有心，可以找一些主流的标准来填补，大家都追求那个价值观，那我也追求好了，可到了大理会发现这一块空了。所以有时就会越来越印证，原来以前那套主流价值观才是对的。”宽宽说。

宽宽的丈夫曾是一家国企的储备干部，在企业工作了十年，今年春节过后才辞掉工作。为了自己做事业，他们准备了一笔“赔光了也无所谓”的启动资金。在宽宽看来，这是一个人走出来所必须交付的学费。

刚搬到大理时，北京的朋友曾这样提醒她：你可能错过了最后一轮的阶层上升机会。宽宽突然意识到，很多人把社会学的概念纳入到了个人生活里，“人生设定是靠这些词来进行的。”

“这很荒谬，你是一个人，却拿很多冷冰冰的标签去框定自己，就像上完大学要结婚、30岁要生孩子等等。我觉得人的痛苦是因为离自己的自然属性太远了。”在大理，她逐渐卸下了大城市里的伪装，也不再为人情所累——刚开始装修房子，她跑到别人家参观，对方知无不言地告诉她技巧和方法，但除此以外没有一点客套。后来宽宽才发现，在大理和人交往的前提是精神投契，“这个层面不认可，别的都不行。”

大理压平了大城市的社会结构，人们撕掉身份标签、与人赤诚相见。正因此，宽宽说她见到了更多流离失所的人。她认识一个已经相当富有的科学家，在北京时的朋友都是和他谈专利、谈合作的生意人。科学家很厌倦，就想来大理过清风朗月的生活，可到了大理，他陷入到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之中，于是就开始给当地中学捐钱。校领导争相请他吃饭，他又迅速落到了一个新的圈子里，被人夸、被人捧、被人团团包围。

后来宽宽在一篇文章中写：他们把曾经奋力卸下的枷锁，又一件件戴了回来。

套路-解套

“‘逃离北上广’不是鼓励大家离开中国大城市、离开北上广。它的真正目的是让参与者在逃离过程中，更加清晰地看清楚逃离这一行为的意义。”新世相合伙人汪再兴在给我的回复中说。

汪再兴说：“某种程度上，大城市可以给职业人更高的成长天花板。”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体验过小城市资源贫瘠、人际关系复杂带来的职业成长障碍，“正因此，才不会离开北上广。”

长居大理或即将搬来的人，大多都不愿意说自己曾经“逃离”。

宽宽说：“真的能逃离的人，他不会觉得自己是逃离。”见证了无数“逃离”的赵一海说：“好的生活是自己找给自己的。”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我忠于生活。”现在的牛牛以此为信条。从去年起，为了不荒废自己的专业，她开始重新接触原来的工作。利用之前在腾讯旅游频道积累的资源，她帮一些景区做兼职策划、写宣传稿件，“我实在不愿意每天只过打扫房间卫生、打理院子、买菜做饭的家庭妇女，我不希望自己在专业上落后。”

牛牛拒绝被圈定于客栈老板的身份中，也对再次落入生活的圈套保持着警惕。大理有很多和旅行社合作的客栈联盟，她参加过一次集体活动，发现大家就是在一起吃喝玩乐、联络圈子，然后相互介绍客人。“在这种活动里，人们好像又回到了城市中的状态，先去找大家有没有利益共同点，然后再去交流。我离开北京就是因为不喜欢这种状态，所以会保持距离。”

“在大理，你还是能够和不喜欢的东西保持距离。”银翘珍惜这种“能够拒绝”的权利。即便她会去其他地方做客栈，她也愿意在大理常住。她在苍山半腰的一个小区租了一套房子，站在二楼可以看到移动的白云和蓝色的洱海。她说这是中国惟一一座嬉皮小镇，有诗人、有画家、有衣衫褴褛站在街上卖碟片的人，她热爱这种气氛，因为“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

此处-远方

不久之前，牛牛见到了她大学时喜欢的男生。印象中他说一口流利的法语，穿白衬衫、牛仔裤，清爽帅气。牛牛那天特地化了妆，穿了漂亮的衣服，可就在男生踏进院子的那一刻，她觉得一切都幻灭了。他变成了一个微胖的奶爸，背双肩包、穿冲锋衣，抱着一个两岁的孩子。毕业之后，男生留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银行工作，很快结婚生子。为方便以后孩子上学，他靠父母的帮助贷款买了一套学区房。这次跟单位到大理，他只有两个小时的自由时间。坐在牛牛种满绿色植物的院子里，他反反复复只剩下一句感叹：你过的才叫生活。

“可谁会把不好的东西表现出来呢?你们只看见我每次晒风花雪月，你们看见我刷马桶时候的样子了吗?看见我除草的样子了吗?”刚开始做客栈老板时，牛牛会因为别人一句“好羡慕你”而开心很久，对于还在城市牢笼中的人甚至会产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同情，可后来逐渐觉得这不过是成年人对生活状态的不同选择。“有什么可骄傲的呢?”

“他们说到大理时，就像我现在说北京，怎么那么吵，有雾霾又堵车。”半个月前，宽宽去了一趟三百多公里以外的腾冲。那里毗邻缅甸，拥有同样四季如春的气候和开阔葱茏的田园风光。有些曾经居住在大理的人，因为大理越来越嘈杂而退守至此。“我站在这个状态观察北京，原来又有人站在他的状态来观察着我现在的生活。”宽宽说，“但我只体验过这个时代的大理，所以对我来说只有横向比较。对很多人而言，大理也已经是一个回不去的地方了。”

陈阵的很多朋友都在2012年前后离开了大理，去伦敦、东南亚，或者云南怒江的山里。那时微信尚未如现在普及，他说很多人消失了，就是永远消失了。

2016年秋天，为寻找下一个移居目的地，陈阵来到了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一个大雨滂沱的午后，他躲进一家中餐馆，遇到了一对年轻的中国夫妻。他们曾经是某国有企业在委内瑞拉的员工，已在当地生活八九年，2015年委内瑞拉经济大崩溃，他们被迫回国，却发现自己早已无力承担北京的房价。他们回到基多，在那里开了一家餐馆，墙上挂满了照片，有气势恢宏的故宫、天坛，有景色秀丽的颐和园。陈阵在那里吃了一碗面，味道一般。他说，他们仓皇出逃，满面是不知去往何处的怅惘。

陈阵后来没有在基多定居，他搬到了日本京都，住在岚山脚下，春天时有樱花，秋天时有红枫。他还记得那家餐馆的名字，叫北京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