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义务当红娘63年 老伴陈轶伦用化学元素标记性格开朗程度（2）

陈轶伦发明的化学元素标记性格开朗程度。

谈感情还是谈条件？

屋子里东西两面墙上，挂满了兰毓云和陈轶伦的合影。到今年五一，两人已经一起走了60年。

结婚照也挂在墙上，黑白的，拍摄于1957年5月1日。兰毓云穿着深色大花短袖，梳着麻花辫，倚在穿着条纹衬衣的陈轶伦身边，幸福从两人脸上蔓延开。

1950年代初，兰毓云作为部队文工团成员，曾去朝鲜参加过抗美援朝，回国后，在武汉一所中学当老师。同时期，陈轶伦浙大毕业后也被分配到武汉，在另一所中学当老师。两人经常要去参加团市委的会议，一来二往，便走到了一起。

结婚时，两人一穷二白。一间12平米的房子，两条板凳，一块木板一搭，两床被子一铺，一人一个包袱，这婚就算结了。亲戚到家里来，磕磕瓜子，吃点花生，就算摆了酒。

后来十来年，人们结婚就没这么简单了。“三转一响”（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缺一样都不行，这些还得凭票购买。要求再高点，还得有“64个脚”——桌子、柜子、凳子，各有4个脚，要结婚，先凑齐64个。

说是这么说，碰到合适的，条条框框也都没了。兰毓云记得，那会儿她在学校工会工作，关心老师个人问题本身就是她的工作内容，陈轶伦又是另一所学校的校长，她索性帮两所学校的老师们牵线，顺道也帮以前部队文工团的战友介绍。“只要对上眼，哪还要‘三转一响’，照样结婚！”

成功率高了，兰毓云的名声打了出去。有人跑来求介绍，跑错地，敲了邻居家的门，邻居不堪其扰，在门口贴上告示——这里不是兰老师家！

“武汉三镇谁都知道我可以解决他们的个人问题。”兰毓云觉得骄傲，“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她还获得了额外的尊重。一出门，没人喊她“兰婆婆”，都叫她“兰老师”，“听起来都年轻”。

从1954年促成哥哥嫂子的婚事，到现在63年，她和老伴基本没停。退休后，三个儿女出国的出国、做事业的做事业，老俩口也没什么事情做，除了吃饭、睡觉、看报，帮人介绍对象反而成了退休后的主要事业。

兰毓云发现，80年代以后，结婚这事好像越来越难了。来相亲的人，一上来就要求房子车子票子，存款要多，工资要高。好不容易撮合成了，摆酒也讲究阔气，四五十辆婚车排成队，队伍越长越有面子。

几年前，在电视台做节目，主持人调侃，“爷爷娶奶奶，用了半斗米；爸爸娶妈妈，用了半头猪；我娶我媳妇，用了爸妈半条命。”

兰毓云一想，可不吗。这几年，挺多来相亲的姑娘，都要找工资比自己高一倍的对象，还要求房子至少有四室一厅。也有男孩提出，女方要漂亮，不漂亮的话，那得有钱。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想一嫁脱贫？”兰毓云问。答案现实，又无可辩驳——既然都来相亲了，没有感情，不就只能看条件了？！

兰毓云和陈轶伦在工作室的合影。身后的黑白照片是他们的结婚照。

这几年，人们又挑上了年龄和职业。兰毓云手头上的表格，“销路最好”的职业是工科毕业搞技术的，电力设计、船舶设计工程师最紧俏。医生、公务员次之，再次是大学老师。

“记者和警察，哪里有情况就得去哪里，最不好介绍。”兰毓云接着说，“抛开职业，男女还有个剪刀差。以27岁为界，27岁以上的男孩事业有成，走的是上坡路，27岁以后，女孩逐渐衰老，只能走下坡路了。”

最后，她得出结论，27岁以上的大男和27岁以下的小女最容易介绍。

男士告急

可偏偏，聚集在她这里的大女最多。这是目前最困扰兰毓云的问题。

接待日这天间隙，她接到一位武汉妈妈的电话，想给在美国的姑娘找个对象。兰毓云拿起电话，背台词一样，流利又带点官腔，回复说：“无论美国、英国、苏联（注：应为俄罗斯）这些国家，都是女多男少，女孩的问题恐怕不好解决。”

平均每天，她至少要接到两三通类似的电话。

在她的资料库里，男士已经告急。早在两三年前，女男比例就一直保持在8:1的水平，这几年，这个数字还在变大。

一到接待日，屋子里八成以上都是女孩。一有男士登门，号都不用排，直接被志愿者带去现场匹配。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30岁以上的女性人口中，有2.47%未婚；而此前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仅有0.92%未婚。仅仅十年，这一比例增加了2倍多。

对兰毓云来说，这个数字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

有一天，一个姑娘被父母带过来。三口人进了门，一落座就开始抹泪。兰毓云一看，女孩人长得漂亮，个子也高。一问才知道，女孩35岁了，博士毕业，在大学当老师，三口人有空就跑相亲会、婚介所、公园，对方要不觉得她收入高，要不觉得配不上她的学历，一来二去，年龄大了，对象更不好找了。

工作室里好多三十好几的姑娘，平均都是登记五六年、相亲几十个之后，才赶在40岁的尾巴把自己嫁出去。

吃完午饭，兰毓云和陈轶伦回家。

王瑶算年纪小的。她大学毕业后，在武汉江岸区一所小学当老师，长头发、戴眼镜，说起话来柔声细语，收入也高。从25岁那年，亲戚朋友就帮她介绍，五年时间，她相过十几回亲，一个没成。

过了30岁，她急了。最近一个礼拜，已经往工作室跑了两回，还没配上对。陈轶伦说，她个子太高，有170cm，一时半会找不到合适的。

这样的姑娘太多了，兰毓云有心无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又不能变出一些男伢来？”

为了争夺有限的男性资源，姑娘们的父母使出了浑身解数。

工作室有个志愿者小伙子，公务员，身高185cm，国字脸，浓眉大眼。有时帮兰毓云主持个相亲会。一下舞台，一大帮大爷大妈围上来，挽住胳膊，往他荷包里捅纸条。纸条上写着姑娘姓名和联系方式。

小伙子都没搭理。一看自己这么抢手，要求也抬高了不少。

每周二四六，中学教导主任老罗、事业单位退休的老刘，以及高校教授老梅，轮班到工作室里当志愿者。做公益是一方面，有个秘密大家都心照不宣——家里都有85后姑娘，都三十好几了，也没嫁人。

他们心急，又不好逼自家孩子，索性来当志愿者，帮忙间隙，也帮女儿留意留意，毕竟近水楼台。

问起老梅，起初他不承认，过会儿吞吞吐吐，“私心也是有的，姑娘都32了。”

爱情这件奢侈品

有人计算过，爱情发生的概率小于中五百万彩票的概率。

来相亲的人才不会关心这个，大家关心条件多过感觉。偶尔有个“愣头青”，对着一帮大爷大妈说，自己要找“有感觉的”。

大爷大妈一脸不屑，“感觉是什么东西？”进而得出结论——这孩子就是韩剧看多了，迷上了电视剧里高高帅帅的男主角。

下一句可能是，“你都多大了，能不能现实一点？”

王瑶就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后来也懒得解释了。她后悔没能在大学里谈一场恋爱，失去了单纯的感情。她讨厌现在被当作商品挑选。

陈轶伦展示最近收到的结婚请柬。

这几年，王瑶看着身边朋友一点点妥协——“喜欢没那么重要了。”有人为了房子，有人为了车子，遇到条件合适的，一咬牙，就把自己嫁了。

“20岁那年，我跟自己说，30岁之前一定要把自己嫁出去。到了30岁，我要给自己一个什么标准呢？40岁之前把自己嫁出去？那时候是不是只能找个离婚男了？自己还没结过婚，就得去给别人当后妈了？”王瑶不敢往下想了。

1991年，冰心问铁凝，你有男朋友了吗。铁凝说，还没找呢。冰心说，你不要找，你要等。终于她又等了16年，50岁那年，等到了华生。

王瑶喜欢这个故事。“铁凝能等到，我等得到吗？”

在兰毓云和陈轶伦这里，这从来都不是问题。兰毓云曾扬言，来她这里的人，80%都能找到真爱。老俩口总能顺手抓来一大把爱情故事来佐证“爱情不是奢侈品”。

一个遥远的例子是，一对男女经介绍，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男孩父亲突发重病，房子卖了，还欠下一屁股债。女孩母亲逼女儿放弃。女孩却说，她已经喜欢上他了，不能见到别人困难就逃跑。婚礼如期举行。两年后，兰毓云问起近况，他们还在还债，但生活还算幸福。

这时候，兰毓云会做出总结提炼，“爱可以创造一切”。

前几天，工作室刚刚促成了一对。一位83岁的教授恋上了77岁的老太太。

两人第一次约会，老头看到老太太穿着黑底大花连衣裙，顿觉眼前一亮，好像又找回了年轻时的感觉，“一见钟情、相见恨晚！”说起那次相遇，老头语气都变得轻快。

认识不到一个礼拜，两人已经认定彼此。他们已经计划好了，今年夏天，找个清静的山里，同住两个月，游乐、读书、吟诗。

陈轶伦相信，80岁的老头能遇到真爱，年轻人怎么就不可以呢。

4月底的一天早上，兰毓云换上黑丝绒红花长裙，涂上粉底霜，擦了口红，去理发店吹个造型，和陈轶伦去喝喜酒。这些年，他们参加了无数场婚礼，仍旧乐此不疲——把两张表格匹配，变成一张大红请柬、一把喜糖、一顿喜酒，是多么有成就感的事儿！

兰毓云的生活也沾上了喜气——她的衣柜里，一水的红衣服；尽管背已经佝偻，她仍钟爱大红花长裙。

她每天都要和头顶蹿出来的一茬茬白发赛跑。要是输了，就用染发剂把它们都消灭。

屋子里来来往往的人喊他们“兰老师”、“陈校长”。兰毓云觉得，时光好像就定格在他们年轻时的样子。

陈轶伦逢人就说，帮人找朋友，也帮了他俩不少。别人到他们的年纪，早就老年痴呆啦！

婚宴上，新人父母说着感谢的话。兰毓云感觉到自己的价值——两年前，他们还是两张不相干的表格。这样溢满幸福的场景，她见过无数回，却还是忍不住落泪。

眼泪是咸的，心里是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