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暴走团被撞引发热议 成员称场地被跳广场舞的人抢占 （2）

“万人暴走”成城市一景

许贵林是户外登山爱好者，山鹰户外的健步运动是他于2010年创办的。 最早的时候，队伍只有三五个人，他们随身带着手掌大的音响设备，沿着滨河健步行走。“那时候真是暴走，速度快，一年在路上360天。”许贵林说。

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多达两三百人。为了方便管理，许贵林将队伍分成两支，一支从路的东头往西走，另一支从西向东走，这就是山鹰户外徒步队的1队和2队。随着人数的增多，队伍的行进速度变得越来越慢，因为要考虑更多人的身体素质和体能。“队伍越长，速度越慢。”

在许贵林的印象里，山鹰户外的迅速发展是在2015年。当时，队伍从5000余人一下增长到上万人，队伍也增加到41支，遍及临沂各大社区。“觉得能健身，老队员就会带着亲戚、朋友、邻居加入进来。”

健步队人数的增长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人们对健康的重视。随着生活方式、休闲娱乐、工作环境的改变，人们的体力活动越来越少，打扫房间、洗衣服、洗碗之类的体力活儿现在越来越少了，私家车的普及也取代了骑车、走路等出行方式，由此带来了人们身体素质的下降。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缺乏体力活动已成为全球第四大死亡风险因素。

临沂暴走运动的发展情况和全国各地的情况基本上是同步的。例如，江苏徐州的暴走健身运动也兴起于2010年前后，于2014年人数暴涨，仅在当地的云龙湖周边地区每天就有上万人行走。在同一时期，河南郑州的很多地方也以小区为中心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暴走队伍，每天人声鼎沸、熙熙攘攘。

据《2014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统计，20岁及以上人群经常参加的体育锻炼项目是“健身走”和“跑步”，占所有健身项目的54.6％ 和12.4％。与2007年相比，采用“健身走”和“广场舞”进行锻炼者增加最多，分别提高了12.8％和3.9％。

西华师范大学体育系的李叶林曾对郑州市暴走健身运动开展现状进行过调查，他发现，暴走运动人群主要集中在15~45岁年龄段。每周参与暴走运动1次的有15.3％，2次的有37.6 ％，3次的有29.4％；从锻炼者参加暴走运动的目的看，缓解压力占30.6％，强身健体占23.5％。李叶林在论文中写道，“在信息时代，人们在工作、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的状态下,暴走成了缓解压力的一项时尚运动，慢慢流行起来，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通过运动强身健体的重要性。”

他们为何“在路上”

每支新队伍成立的时候，许贵林都去出席“授旗仪式”，将山鹰户外的大旗交给分队队长。每支分队还会根据队伍所在地的特征为自己命名，并制作一面分队的小旗，比如，滨河的健步队靠近书法广场，就叫做“书法徒步队”。

队伍能否获得授旗主要基于两个标准，一是看队伍是否有继续壮大的潜力，二是看路线是否安全。每次，许贵林都会进行路线考察。虽然有人提醒过他注意在道路上行走的安全，他并不觉这是个大问题，毕竟，在临沂的大街小巷，有那么多人占道经营，“而我们不过是走走路而已”。在涑河北街的事故发生以后，他突然有了某种害怕，“明明做的是公益的事情，现在却成了这个样子。”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黄顺江看来，从广场舞扰民，到万人暴走团占路，矛盾背后暴露的是公共服务长期缺位，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民众健身的需求。据统计，中国平均每10万人的运动场地数量只有65.8个，而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都在200个以上。截至2010年底，中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为1.2平方米。“这与我国早先的城市规划有关。”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的小区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集中建设。这批小区的特点是分布相对集中,住宅建筑容积率较高，居住人口密度大；在小区规划与建设之时，室外体育设施基本上没有被考虑进去。这种状况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开发建设的居住小区中得到延续，不过当时的供需矛盾并不突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城市房地产业快速发展，居住区的配套设施建设问题才开始引起关注。这一时期，居民对体育运动的认识逐步提高，对体育健身活动的需求也日益增大。

尽管《城市公共体育运动设施用地定额指标暂行规定》《城市社区体育设施建设用地指标》对社区、小区体育设施用地做出了相关规定，但由于土地资源稀缺和升值，很多开发者擅自改变体育用地的用途,减少体育设施用地，增加商业元素，以获取更加多的市场利润。“体育配套设施更多的是起到点缀、促销的作用。”黄顺江说。

广州市1998年至1999年建设的165个住宅区中，配套体育设施达到国家标准的只占23.64％，有场地但是未达标的有31.5％。

2008年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北京市8个近郊区63.5％的街道办事处没有体育场地设施，其余 36.5％的街道办事处也只有乒乓球室、棋牌室、门球场等小型场地。

随着公共健身设施及大型体育场的建设，一线城市体育活动需求的紧张情况在2010年后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解，但这一矛盾随着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热，更多地转移到像临沂这样规模的城市。

社区体育场地和设施缺乏的背后，是政府经费投入不足。数据显示，2009年到2012年，群众体育支出在体育事业经费中的比重年均值只占5.64％，体育竞赛费用和体育训练费用支出是群众体育经费支出的2.62倍。

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讲师占玲玲的研究领域是体育教学。在她看来，社区体育依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为不同城市公共体育场地设施配套建设和综合利用提供了依据和保障，但是依然存在很多不足。比如，有关城市公共体育场地设施配套建设方面的立法层次较低；地方配套的政策法规不到位；此外，缺乏对城市公共体育场地设施配套建设的责任主体监督与相应的处罚措施。

2011年，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苏艳对许贵林所在的临沂市兰山区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现状进行了调查与分析，随机选择30个小区进行调查后发现，人均只有约0.168平方米的体育场地，与国家要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0.3平方米的标准相差很远；另外，社区体育场地多为空地，各种体育设施较少。

傍晚时分，临沂街头人头攒动。一名因暴走队车祸事故而无法继续上路行走的居民说，“这些场地基本上被练习广场舞和太极拳的人占着，我们也不想跟他们抢这个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