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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要让人收获很多东西。钱,只是最表面的东西”

调到民生栏目后,林沐还是觉得,自己做的事儿“和理想中的新闻差得远”。

他的主要工作变成了和社区里的大爷大妈聊天,报道内容是“供暖不够热”“存款打到别人卡里”这类“鸡毛蒜皮”的事。今年春节前,领导给他派了任务:去超市称量瓶装饮料有没有缺斤少两。他忙活了一周,得出了结论:全部足斤足两。

看到自己做的节目播出时,林沐自嘲地笑了,“我做的这是啥?这不是神经病么?”

体制内的工作像个围城,里面有人想出来,外面有人想进去。在成都一所二本院校读传媒的湖南女孩晴子一直被这种观念困扰。招聘季来临,妈妈千叮咛万嘱托:“最好能进四川电视台,或者《华西都市报》,最不济也要去地级市的日报吧。”

“人家才不要我们这种二本的学生。”

“那就回来考公务员!”

两年过去,晴子母女仍在纠缠。毕业之际,她因为喜欢极限运动,去了一家运动类的自媒体平台,平时玩蹦极、滑板,周末去城市周边的深山里野营,尝试没什么人走过的徒步路线。玩够了,又去一家刚开业的青年旅舍当店长。如今,她没有全职工作,一份兼职是咖啡师,同时参加公益支教。

两份工作的月收入,合起来不过3000多元。可晴子列举了一长串工作的好处:咖啡店的老板是位和蔼的美国人,总和她练口语;店里每天只来三四十人,下午能安安静静看本书;咖啡师可以随意喝咖啡,新进的印度尼西亚咖啡豆好喝得不行。至于大凉山区里那群接受支教的孩子们,“你今天掐了一朵花,他们会漫山遍野地找,明天给你扎一束。”还有的孩子翻山越岭三小时,从家里背了颗青菜回来,让她尝尝鲜。

“工作要让人收获很多东西。钱,只是最表面的东西。”晴子总结说。

她唯一一份做过半年的全职工作,是在青旅当店长。当时的老板除了还没装修完的房子,什么都没有。晴子穿着工作服,踩着梯子给屋子涂鸦,和老板租辆面包车,手拉肩扛,跑遍全成都淘老家具。她看到别人家一把镇宅用的桃木剑,喜欢得爱不释手,最后花20块钱买了回来,供在旅社的大堂里。

她招募了第一批志愿者,把青旅上线到订房网站,旅社开始盈利。老板高兴地说:“我们可以享清福啦!”不仅要给她加薪,还愿意给她一个月的假期。在老板的设想中,以后再没大事要做。

可晴子认为,当工作失去建设性时,还要继续下去么?

去年,一项网络调查显示,7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工作是为了“成就自己的事业”,另外有五成人认为“工作是用来实现梦想的”。相比之下,觉得工作是用来赚钱的人数比例,低至前所未有的62.6%。

晴子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旅舍还可以变得更好。公共区域应该放映电影,天井铺上草坪,摆上看书的桌椅,大堂里还要添一台乒乓球桌。可老板不想再“折腾”了。

半个月后,尽管老板再三挽留,晴子还是选择了离开。

她想做“有意义”的工作,最近的想法是去支教组织当全职教师。阻力则来自于父母。他们总发信息,问“国考开始报名了,要不要帮你报”。或者告诉晴子,邻居家孩子也回湖南了,现在生活特别好。她通常不会回复这些信息。

一天深夜,手机突然响了,母亲给她发来一篇文章,题目是《父母老了,孩子却距离你越来越远》。

“先在北京待着吧,别急着回来了”

2000公里外的北京,王笙做出了和晴子一样的选择:绝不做不喜欢的工作。

刚来北京时,她在一家大公司做院线电影的渠道实习生,很快拿到offer。可临近毕业,她却去了从小就觉得“很酷”的媒体。可很快发现记者的工作并没有想象中有趣,她又找到一份电影宣发的工作。这一次,她又觉得自己成了“文创流水线上的新式民工”。

每天打卡上班后,她的任务只有一件:把一部影片的所有爆点压缩成七八十字,编出几条换汤不换药的微博,再合成几张海报,发给大V,请他们转发。

“有些工作压根没意思,就是拿时间换钱。”王笙反思说,“如果一份工作总是只出不进,学不到新东西,那是对人的消耗。时间久了,人就废了。”

这句话在她再次离职时得到了印证——她在这家公司待了9个月,道别时,领导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不过,远在山东的家人,并不清楚她的这些经历。

王笙决心留在北京发展时,她的父母一连追问了好几个“扎心”的问题:“买得起房子不?”“能找到对象么?”“打算啥时候回来啊?”

在王笙和父母的对话中,北京似乎只有好事发生:见到了某个公众人物,单位发了奖金,看了几场只有一线城市才有的演出。没钱的时候,她自己在家煮一把挂面,放上几颗菜叶,再不济就问朋友借点钱,绝不向父母张嘴。妈妈来北京时,王笙提前把出租屋收拾干净,带她去好玩的地方,“竭力证明自己活得很好。”

母亲临走前,留下2000元钱,王笙硬塞了回去。她笑着说:“妈,你放心,我能照顾自己。”

后来,王笙谈了个男朋友。她开始和父母开玩笑,说“过两年就回老家结婚”。出人意料的是,母亲改了口风,一本正经地说:“你这行业,还是大城市前途好。先在北京呆着吧,别急着回来了。”

“父母对大城市的生活一无所知,更害怕孩子不幸福。我们该给他们信心。”王笙说。

从合肥毕业,回到徽南县城的小慧被带上另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她从未试图说服父母,却一直被父母说服。她喜欢外语,在教辅机构当英语老师,父母说“五险一金都没有,要为你担心死”,逼着她辞了职。她一度买了去杭州的车票,打算去外地工作试试,母亲含着眼泪说:“女孩子不要闯,总要回来结婚生孩子。再说,万一碰到传销诈骗人贩子怎么办?”临走前一天,她退了票。小慧遵从父母的意愿,找了一份稳定的档案员工作,可父母依旧不满意,“还差点意思。”

事实上,在企业里当了一辈子基层职工的父母,“根据自己受苦受难的经历”,早为小慧做好了规划——只有考上公务员,才能过上舒心的日子。

在父母的设想里,这个规划没有改变的余地,其余工作不过是复习考试时的调剂。备战期间,小慧又在当地一家上市国企找到翻译的工作。“都和奔驰、宝马这些大企业打交道,不忙,同事也和睦。特别棒。”小慧对父母说,她不想考公务员了。

家里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父亲拉下了脸,母亲找茬和她吵架。他们焦虑地告诉小慧,企业里勾心斗角,文弱的女孩儿只有被欺负的份儿,“这是我们30年的教训”。考上公务员,那才是有头有脸的稳定工作。

半年后,小慧真的考上了隔壁县的公务员,却发现事情和父母说的一点儿都不一样。“白加黑,五加二,加班比在企业里还多。”除了每天写十几份文件材料,上级领导来了,她要陪同,平时要学理论知识,写各种政论,写得不精彩还被骂“觉悟不够”。组织上也明确说了,“五年内不可能升迁调动。”

有一天,小慧突然从朋友圈里发现,曾经一起做翻译的同事开始出国考察了。她们在德国吃烤肠喝啤酒,在荷兰拍郁金香,晒出境的护照和机票。她和她们聊天,自己都说不清当初辞职的理由。

她说,父母好像压根不了解这些工作,也不了解真正的自己。他们总和别人介绍,女儿“性格内向又犹豫”。可在学校里,小慧最喜欢讲段子,是公认的开心果。

小慧把新工作的情况反馈给爸妈,他们干笑着敷衍:“你可能找了份‘假公务员’的工作。”最近,他们又开始催她结婚了。

另一位一心想留在上海,却正被父母逼着回家找“体制内”工作的姑娘说,自己绝不妥协。她能理解他们的好意,“可枪都没握过的人,现在却来指挥我打仗,这也太奇怪了!”

“以前是稳定带来安全感,现在就怕进步慢了。两代人其实殊途同归”

专家李家华认定,未来,90%的旧工种会消失,70%的新工种前所未见,从时代的角度看,从一而终必将是痴人说梦。

不止一位年轻人和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直言,跳槽是提升收入最为便捷的方式。一位如今在互联网金融公司的女孩,毕业两年半,跳槽4次,现在收入几乎是刚毕业时的3倍。她早把跳槽当作家常便饭,“身边的人都一两年一跳。”在人力资源领域,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每次跳槽应该至少要求20%~30%的涨薪。

刚刚过去的11月,智联招聘进行了白领跳槽意愿调查。其中,13.7%的白领正在办理离职,51.0%的白领已经更新或投递简历,正在求职。 31.7% 的白领有跳槽意向,只是暂时没有行动。明确不想跳槽的,仅占总量的 3.6%。

王笙更新了自己的第4份工作。这次,她的职务是影业公司的“策划兼编剧”,单纯从产业链上看,这是上游,做的是“从0到1”的事儿。

“跳着跳着就进步了,工作内容也不一样了。”最近,王笙的公司打算拍一部以海岛为主题的网络电影。她先和主任编剧构思剧本,再把公司拍摄整部电影优势、卖点做成PPT,放到市场上找融资。下个月,这部电影即将在印尼开拍,她要代表公司驻岛,担任导演助理。

面试这份工作时,老板漫不经心地问她,“你对行业了解有多少?”

“我在Top3的公司里做过渠道。”

老板抬起了头,“表达能力怎么样?”

“我上一份工作就是做宣发的。”

“会写东西么?”

“我大学写过不少。而且,毕业后第一份正式工作就做了记者。”

“带着已经掌握的东西,再去学新技术,才不会被时代抛弃。以前是稳定带来安全感,现在就怕进步慢了。两代人其实殊途同归。”顺利跳槽到某家知名资讯类视频网站后,林沐发现,在电视台锻炼出来的拍摄剪辑技术足够过硬,成了换工作的敲门砖。这让他不再嫌弃老东家了。

他终于做上了“理想中的新闻”。在广州,他去偷拍贩卖野生动物的摊贩时被发现,给人追着跑了很远。在深圳高楼大厦夹缝中的人力市场,他和农民工、网瘾少年、赌徒、避世者们住了好几天,吃3元钱一碗的面,喝2元钱5斤的“纯净水”,睡50人一间房的通铺。

再过6个月,2018级的810万名应届生就要初入社会。林沐也将迎来毕业的两周年。最近,大学里一位即将工作的学妹焦虑地问他,有3份不同的工作,分布在3座不同的城市,到底该怎么选。

“我没法告诉你准确的答案。但无论你选哪一个,都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学妹觉得林沐在敷衍她。她甩出一个微信红包,提醒林沐认真回答。“选了一份工作,可能就要在那座城市待一辈子了啊!不都说一步错,步步错么。”

“我曾经和她一模一样。”林沐回忆起当年身在东北,每天觉得自己“完了”,忍不住笑了出来,“这个时代有独特的焦虑,却也给了我们更多转身的余地。”

(应受访者要求,除李家华外,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责任编辑:肖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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