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动人口开始回流 2亿人的结构性红利面临挑战

在当前城市政策收紧之下，人口流动的回流之潮，已为这一波红利的挖掘带来挑战。

资料图：外出务工人员返乡。 张斌　摄

近几年出生人口的急剧减少，几乎已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给中国发展带来巨大动力的劳动力人口数量红利正在逐步消失。

有关数据显示，2016年出生人口数量为1786万，2017年为1723万。而且，部分省市公布的2018年上半年出生人口数字，均呈现了不同比例的下降趋势，2018年出生人口或将比2017年更少，“2018年全年出生的人口或将超过1500万，接下来还会持续减少，未来会稳定在1300万左右。”一位业内专家表示。

除了人口出生数量下降之外，带来经济发展红利的流动人口群体也开启了“回流模式”，且回流之潮不可阻挡。有专家表示，虽然中国的人口数量红利不再延续，但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的潜力巨大，至少有2亿人以上的结构性红利有待挖掘。

但在当前城市政策收紧之下，人口流动的回流之潮，已为这一波红利的挖掘带来挑战。

22.8%的流动人口在回流

中国的人口红利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人口流动。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下称《报告》)称，城市流动人口比例每提高1个百分点，未来5~10年城市实际GDP和人均GDP将提高1~2.3个百分点。人口流动与城市资本积累存在着高度关联性。

《报告》称，如果没有人口流动，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仅能达到44.8万亿元。事实上，依赖人口流动，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74.4万亿元。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是人口流动带动产业转移，从而创造了更高的价值。

不过，这个可以创造红利的流动人口群体，其影响力在逐渐消退。《报告》称，从2015年开始，流动人口规模发展出现新的变化。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从此前的持续上升转为缓慢下降，201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流动人口总量为2.47亿人，比2014年下降了约600万人；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比2015年减少了171万人，2017年继续减少了82万人。

流动人口中减少的人群将聚集在45岁以上人口，占2017年2.45亿流动人口数量的22.8%。《报告》称，根据对返迁人口的调研发现，返迁人口以40~50岁、20~30岁为主。超七成返迁人口不愿再外出。

“年龄较大的流动人口倾向于稳定的生活，如果无法在城市里安定下来，可能就会回到家乡。年龄较大的流动人口在普通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减弱，如果不能得到合意的工资，就可能选择回乡工作。同时，年龄较大的流动人口身体健康状况恶化得比较快，这使得他们更可能选择返乡。”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对第一财经表示。

按照传统人口红利的计算方式，15~64岁人口都计为劳动人口，45岁之后劳动力回流农村，他们的劳动参与率将低于城市，这无疑是一个巨大损失。此外，由于不是举家迁移，家庭成员分处两地，也增加了流动人口的抚养负担；同时，留守农村的子女也不能得到更好的照料和教育，对未来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也将产生不利影响，阻碍人口红利的实现。

李建民表示：“在中国目前的经济资源和政治权力配置格局下，国家一直想把流动人口引向中小城市，限制特大城市人口，但这与流动人口的流向意愿恰恰相反，这个矛盾直接影响到了人口流动。中小城市经济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很低，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也比较低，因此很难吸引流动人口。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更多的人口流动到中小城市，也不会带来人口红利。能够产生人口红利的地域还是东部的大中型城市。”

同时，大城市当前的各类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政策的制定，较少将流动人口所需纳入考量，这种供求的错位已经成为人口流动的阻碍，弱化了人口红利。

“能够产生人口红利的地域，还是在东部的大中型城市。但东部大城市对流动人口的政策极为不友好，落户、购房、教育、高考以及医保政策，都限制了流动人口的稳定。虽然这些政策历史上就有，不过现在更是趋严，导致流动人口返流成为必然。”一位人口学者认为。

此外，目前大多数城市都允许流动儿童就近就地入学，但作为人口主要流入地的大城市对此有诸多限制，设置了很多门槛。因此，需要尽快解决流动儿童参加高考问题及将流动人口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才有利于流动人口稳定就业，最大程度地发挥劳动力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人口结构红利有待挖掘

虽然人口数量的红利不再延续，但是人口结构的红利还将存在，但这取决于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还可以持续，因为中国仍有近30%的劳动力在第一产业就业，而高收入国家的第一产业就业占比平均仅在3.2%左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的潜力仍然巨大，可达2亿人以上。人口从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移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有利于释放人口红利。

人口流动已不仅是一个人口问题，更是一个系统的经济问题。从中长期来看，人口流动对城市劳动市场、经济结构转型以及经济效率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外来劳动者与城镇人口之间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存在“互惠互利”关系，流动人口有助于提高城市劳动参与率，提高城市经济增长水平和经济效率。

稳定城市现有的流动人口，使其能够长期在城市工作、居住并实现举家迁移，保持、提高他们的劳动参与率，将有利于我国人口红利的释放。

不过，未来2亿人的结构性人口红利想拿到手，困难重重。以北京为首的大城市，控制人口流动在加码。

流动儿童高考的问题，一直困扰着2.45亿的流动人口。“原来我们班有36个学生，已经走了12个，他们多数回老家或者去别的城市了。”一位六年级的非京籍学生表示。

“不能高考是一个问题。另外，还有孩子一直不能上医保，看病都是自费。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已经在京工作了近20年的王女士表示。

“北京的医保是4.3个人养一个人，多数是靠流动人口，特别是那些没有北京户口的流动人口。”一位医保专家表示。

根据北京市公布的信息，2014年，北京市中考报名确认考生为8.9万人，其中“非京籍”考生2万人。他们中的大部分选择离开出生地北京，返回陌生的老家当留守儿童。

《报告》显示，2015年0~17岁的流动儿童有3426万人，其中相当大比例的儿童没有医保和不能参加所在地的高考，要么选择留守儿童返乡，要么父母一同返乡，更或者选择职业高中。

而根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我国异地高考流动儿童的规模达18.7万人。流动儿童群体将会扎根城市，而相关的政策依然迟迟没有松动。

“就城市而言，只要失业率低、没有贫民窟，就说明不存在承载力问题。”上述人口学者认为。

更有学者认为，国内大城市分散流动人口，是对市场经济或力量认识不足。世界上其他大城市，如纽约、巴黎，其核心区人口仍保持了上升趋势，但运转良好、人口结构基本合理。究其原因，根本在于这些城市走的是内涵式发展道路，通过产业结构的市场调整，来拉动相关人口在城市周边形成相应的城市功能区划，通过结构性调整来谋取发展。

而在中国超大城市中，限制流动人口稳定的政策在不断出台，但似乎还没有进一步挖掘流动人口结构红利的动向。而这些收紧的政策，不仅影响了45岁以上人口，影响了流动的儿童，更是影响了新生代流动人口。

李建民认为，收紧政策对新生代的流动人口影响较大。

《报告》称，新生代流动人口占比超过六成，主体为80后和90后。但是这些新生代流动人口中，七成以上打算在5年内返乡。在返乡去向方面，首选返乡去向为原居住地。

当人口数量所带来的红利不再时，如何挖掘人口结构性红利，才是当下最应该着手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