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漂族现状:语言不通 融入新生活难 老漂族是什么意思存在哪些困境

编者按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10月14日是重阳节，也是我国第9个法定“老年节”。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有2.6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9亿人。他们中，有的为支持儿女事业、照料孙辈，“候鸟式”离家漂泊至陌生城市；有的因子女外出务工导致家庭“空巢化”，加之乡土情结重，留守村庄；也有的因各种原因没有子女成为孤寡老人……他们的生存状态怎样，面临哪些困难，如何实现“让所有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 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老人在家庭中往往承担“带孩子，做家务”的重任。其中，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人口流动加速，越来越多的老人为了照顾孩子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走进陌生的环境

● 老人们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面可以有效整合家庭资源，共同应对养老和育幼的双重挑战；另一方面，当一个随迁老人面临被“连根拔起”的新生活时，家庭成员间的摩擦和冲突很可能加剧

● 除了整天忙着带孩子、做家务之外，语言不通、智能鸿沟、孤独、异地就医报销难、担心自己体力精力不够成家庭负担等，也是“老漂族”无时无刻面临的问题

两口子专心挣钱奔前程，姥姥在家照顾好孩子。这样的分工，在王燕（化名）心里原本是完美的，但最近“梦碎了”——姥姥和孩子琪琪都出现了一定的心理问题，“当听到心理咨询师的诊断时，我崩溃了”。

琪琪出生4个月时，王燕返回工作岗位，姥姥千里迢迢从老家赶到北京，开始扛起了贴身照顾琪琪、料理家务的重任。而看似平衡的背后，是姥姥心理的失衡——感觉被“困”在这个家里的焦虑，加上不能尽孝床前来自自己母亲的电话责备，让姥姥对琪琪“又爱又恨”，用心理咨询师的话来讲，“琪琪成了姥姥实现价值的工具”，6岁的孩子不再允许犯任何错误，失去了哭泣的权利。

虽然王燕家的情况有些特殊，但为了照顾孩子从老家赶到城里，全职带孙辈的“老漂族”，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64岁的吴爱芳（化名）是湖南人，儿子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北京工作。两年前，为了照顾年幼的孙女，吴爱芳在儿子的邀请下来到河北廊坊燕郊（紧邻北京）与儿子儿媳同住，照顾一家人的起居生活。“年纪大了，干不了别的，也只能看看孙子，做点家务，都是为了孩子们能幸福。”吴爱芳说，但幸福的背后，付出了多少只有她自己最清楚。

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2.6亿，占比18.7%。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这些老人在家庭中往往承担“带孩子，做家务”的重任。其中，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人口流动加速，越来越多的老人为了照顾孩子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走进陌生的环境。

这些老人在异乡生活得习惯吗？和邻里关系融洽吗？生病就医方便吗……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展开了调查。

总在忙

接送孩子买菜做饭三点一线

“不说了，我得给孙子做饭了，不然就来不及了。”62岁的陈璐在河南驻马店正阳县的出租房里接受记者采访时，时不时抬头看钟表，在临近中午11点时，急匆匆地结束了采访。

陈璐是正阳县吕河乡人，以前一直生活在乡下，儿子儿媳常年在外打工。为了让孙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儿子将孩子转到了县城上学，陈璐也开始了租房陪读的生活。“家里还有田，家门前有一小片菜地，养着鸡、鸭，这些也都离不开人，所以他爷爷就留在家里。”

学校、菜市场和出租房，是陈璐在县城陪读生活中最常去的三个地方。

出租房不大，屋内只能摆放下一张床和一个衣柜。在这个逼仄的空间内，陈璐还是想办法为孩子安置了一张书桌。孩子今年读初二，从书桌上方张贴的奖状可以看出他学习成绩优异。“这些奖状也是我的军功章，也算是对得起他爸妈，对得起自己了。”陈璐颇为自豪地说道。

据房东介绍，由于位置距离正阳县第一小学和第一中学都比较近，家里的空房常年租给陈璐这种带孩子来读书的租户，大多是老人带孙辈，因为孩子的父母要外出打工赚钱，毕竟供孩子读书和老人生活也需要不小的支出。

在陈璐的手机闹钟上，只定了3个时间：早上5点、中午11点和下午4点半。这是提醒陈璐做饭的时间，“我吃得早点晚点都无所谓，主要是因为孙子要上学，一切都得按照他的时间来”。

按时做饭、准时吃饭、接送孩子，必须要牢记遵守，对吴爱芳而言也是如此。由于儿子儿媳要早起上班，吴爱芳每天必须要赶在7点之前做好早饭，等儿子儿媳吃完走后，再把孙女喊起来吃饭，“晚一步，步步晚，时间都是固定好的”。

“哪有什么闲工夫呢？吃完饭送完孩子上学，还得去买菜。买完菜回来还得洗衣拖地。只要你想，总会有各种家务等着你干。”在回答记者“空闲时做点什么”的问题时，吴爱芳看着刚洗完晾晒的全家衣服感慨道。

刚来燕郊时，吴爱芳对一切都还不熟悉，只能去楼下的超市买精品菜，后来偶然得知附近3公里处有一个大型菜市场，蔬菜新鲜价格又低，她便每天来回步行6公里去菜市场采购。

“时间到了，我得去接孙女放学了。你看，我这一上午就买了点菜，别的什么也没干。”吴爱芳有些懊恼地说。

“什么也没干成。”常常是吴爱芳对自己忙碌生活的评价。

在北京一些公园、社区走访中，记者充分感受到：老人们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面可以有效整合家庭资源，共同应对养老和育幼的双重挑战；另一方面，当一个随迁老人面临被“连根拔起”的新生活时，家庭成员间的摩擦和冲突很可能加剧。

63岁的韩阿姨告诉记者，她对儿媳的生活习惯忍无可忍。从湖北来到北京帮忙带孙女后，平时勤俭节约的韩阿姨对儿媳的“买买买”尤为看不惯。实在忍不住了就和儿子唠叨几句，儿子劝她看开点，不要过问年轻人的事儿。她平时做家务、带孩子本来就很累，心里的委屈无处诉说，老伴又不在身边，也没有认识的朋友，从不参与社区活动，重压之下她就一直想带孙女回湖北生活。

不适应

语言不通社会隔阂各种困境

从农村来到城里，千里迢迢从老家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老人在帮助子女照看孙辈之余，往往对新的生活一时难以适应。

语言不通，是“老漂族”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我不太会说普通话，有时候出去跟人家聊天的时候，别人总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吴爱芳稍显尴尬。也因为这一点，已经在燕郊生活两年的她依然没有交到什么朋友。

吴爱芳偶尔会听说社区里举办文化活动，但她从来没有参加过，“不知道怎么沟通。而且太忙了，照顾孩子、做完家务也没啥时间了”。

这一问题在刘氏夫妇身上同样存在，两人今年70岁，半年前，为了照顾独自在北京租房考研的外孙女，从河南老家来到北京，“孩子父母都在忙工作，我们老两口在老家也没什么事儿，就来北京照顾她”。

由于语言不通，刘氏夫妇刚到北京便遇到不少难题，“我想买个猪肉三鲜包，但卖包子的人听不懂，最后我用手指着价目表，人家才弄明白”。

在老家，刘氏夫妇每天晚饭后都要去家附近的广场散步，跟大家聊天；来到北京后，两人很少出门，也不喜欢跟人来往。“人家都听不懂我讲话，自然不愿意跟我说话，与其在人堆里像个傻子，还不如待在家里不出去。”刘老爷子说，他们现在每天都围着孩子转，一直忙家务事，“小区里都是高楼，每家都独门独户，邻里见面只是打个招呼，并没有什么深入的交流，所以也谈不上熟悉”。

吴爱芳对此也深有感触。她说：“我们都住高楼里，进了屋就关上门，邻里之间基本没有交流，人际关系比较淡。”

在王燕的母亲看来，这个社区10多栋住宅楼里住满了几千人，但都是陌生人——由于不会说普通话、不识字，在这里，她的朋友圈只有儿子、儿媳；能称得上点头之交的邻居只有一个；平均每月在社区遛弯的次数只有一次。

近两年，王燕母亲的心情越来越差，屡次想回家乡，却说不出口。用老人的话来说，自己的老母亲尚在，却不能尽孝床前，特别愧疚，但也知道女儿这边需要人手。只有面对孙女时，她才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

可孩子们回家后，王燕母亲又常常感到很失落：“他们回来后，要么看电视、玩手机、逗孩子，要么还要忙工作。我理解，他们白天累了一天，不想说话很正常，但这样的生活确实令人感到煎熬，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被判了‘有期徒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刑满’回家。”

智能鸿沟，是“老漂族”遇到的第二个难题。

乘坐电梯、刷码支付，这些年轻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吴爱芳却学习了很久。吴爱芳家住在28楼，刚来燕郊时，她一直不会也不敢独自乘坐电梯，“不想给孩子添麻烦，硬着头皮也得学，慢慢地也就学会了”。

年纪更大的刘氏夫妇至今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更不懂什么叫刷码支付，出门购物仍选择现金支付。“外孙女教过我很多次，但是我总是记不住，教来教去还不如直接使用现金。”说着，刘老爷子拿出来一个盒子打开，里面放着各种零钱硬币，“你看，这些都是我平时攒下来的，为了买东西方便”。

孤独，是这些老人遇到的第三个难题。

与吴爱芳一样，陈璐在县城也同样没有什么朋友。虽然陈璐不存在语言不通的问题，但平时也很少与人来往。除了认识房东外，谁都不认识，偶尔跟同样租房的邻居打声招呼便关上了房门。唯一与外部联系的渠道便是自己的手机。

“孤独是肯定的，孙子回来还能跟我说句话，平时屋里就我一个人，连个声响都没有。”为了节约话费，陈璐甚至连电话也不会轻易打。

在北京生活的刘氏夫妇同样深感孤独，“只希望外孙女今年能顺利考上研究生，我们老两口也能赶快回家，这里一个熟人都没有，谁也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