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回国记：其父杨武之曾三赴日内瓦劝其回国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滞留海外的科学家响应新中国政府的号召，纷纷回国，以实现“科学救国”之夙愿。但是，在那个特殊年代，也有一大批海外科学家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没有选择回国，而是选择留在海外发展。杨振宁先生就是其中颇有名气的一位。杨振宁是在1964年春加入美国籍的。在此之前，新中国曾数次放出明确信号，邀其回国；其父更是三次赴瑞士日内瓦与其相见，任务之一就是劝其回国。考察杨振宁在1964年之前与国内的联络情况，对于理解那个时代滞留海外的华人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艰难抉择是有益的。

杨振宁

杨武之受命赴日内瓦面见杨振宁

杨振宁进入新中国政府的视野并试图争取他回国，还要从其父亲杨武之说起。杨武之是第一位在美国获得数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1928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执教于厦门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复旦大学等，是彼时国内著名的数学家和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杨武之任教于复旦大学，举家居于上海。

杨振宁与家里的联络一直都很畅通。从笔者目前掌握到的材料来看，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里，没有证据显示杨振宁与家里的信息往来涉及回国问题，他与家里的联络更没有惊动政府。变化发生在1957年春夏之交。

1957年夏天，杨振宁应邀到瑞士日内瓦工作几个月。作为二战中立国，瑞士早在1950年1月就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新中国建交。杨振宁一直挂念着国内的父亲，便给上海的家中发了一封电报，大致内容是说自己不久将会带着妻子杜致礼和孩子到瑞士日内瓦工作一段时间，希望父亲能到日内瓦来团聚，见见从未谋面的儿媳妇和孙子。接到电报后，杨武之深知此事非同小可，于是他写信向周恩来总理求助。据杨振宁的三弟杨振汉回忆：“父亲即亲笔写信给周总理，请求能去瑞士同大哥见面，并打算乘此机会说服大哥，要他不去台湾，最好回到中国大陆来。”很快，杨武之的请求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在这里，几个方面因素发挥了作用。

1956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合作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1957年1月该理论得到了实验的证实，遂成为科学界基础理论上的重大发现，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杨振宁、李政道当时已成为国际知名的青年物理学家，而且引起了国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比如，官方学术组织中国物理学会就于1957年2月18日向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分别发去了贺电：“我们代表中国物理学会对你最近在物理学上取得的卓越成就表示热烈的祝贺，中国的物理学家们为你们的成就感到巨大的赞佩和骄傲，并祝你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对于这样卓有成就的国际知名科学家，自然是新中国政府努力争取的对象。恰在此时，杨武之主动提出要说服儿子杨振宁回国，于是，同意杨武之赴日内瓦就成了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了。

据杨振宁的妹妹杨振玉回忆，国务院办公室派人来到复旦大学，由她带去华东医院看望杨武之。在各方面的支持和协助下，带病的杨武之先到北京，并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一段时间，离京之前去了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一号看望从未谋面的亲家杜聿明先生。杜聿明托杨武之带了一封亲笔信给他分别多年的女儿杜致礼。

杨武之于6月中旬抵达日内瓦，与杨振宁一家相处数周，于8月底返回上海。在日内瓦期间，杨武之没有忘记自己向周总理的承诺，积极争取杨振宁。他向杨振宁介绍了新中国的各种新气象和新事物，并一起去中国驻日内瓦领事馆看纪录片《厦门大桥》。据杨振汉回忆：“父亲从日内瓦回来后告诉我们，大哥和李政道于1957年初扬名世界以后，台湾即不断地派人去拉拢他们，希望他们能回台湾工作，或至少是去台湾讲学，父亲说，他告诫大哥和李政道，即使因为种种原因，目前不能回到中国大陆，但绝对不能去台湾。当前的形势将是中国大陆会一天天强盛起来，台湾会慢慢萎缩下去，这就是当今潮流。”由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杨武之争取杨振宁回国是认真的，但“因为种种原因，目前不能回到中国大陆”，杨武之的争取没有成功。至于“种种原因”有哪些，我们不得而知，但从杨振宁紧接着与国内方面的第二次接触，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张文裕两次当面争取杨振宁回国

1957年10月，李政道、杨振宁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此殊荣，故而在国内引起极大震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学通报》等主流媒体纷纷给予报道，提振人心。中国物理学会再次发去贺电，电文中说：“中国物理学家对这一可喜的事件感到自豪。”同时，中国政府还决定派物理学家张文裕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用意就是要争取李、杨回国。之所以委派张文裕前去，主要是考虑到张文裕本身就是著名物理学家，西南联大时期张文裕曾是李、杨二人的老师。张文裕旅美期间，与李、杨之间也一直保持联系——李、杨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上获诺贝尔奖的科学论文的预印本就是张文裕在1956年10月份回国时带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