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彩礼节节攀高 甘肃庆阳甚至出现了“人市”（2）

出现“二次空心化”现象

中西部部分农民面临的这些新负担，势必让一部分人进城难、返乡难，影响就近城镇化进程，制约农村新经济新业态的发展，还会让原本就生活困难的农民难上加难，形成支出型贫困。

中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要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但记者调研发现，不少农民或在家盖起了楼房，或在乡镇或县城买房置业，但由于生活成本渐涨、本地就业机会少，他们不敢返乡、无法进城。

刚在县城宽敞的新房陪两个孩子过完春节，湖北崇阳的“80后”农民工汪庆夫妻俩就返回了上海的工厂，他们原本想在县城找活，由于工资较低不得不放弃。

汪庆说：“孩子慢慢大了，家里房子也装修好了，很想回来工作，但家里的工资比上海每月要低两三千元，自家房贷、小孩读书负担很重，只能在外面再干两年了。”

湖北监利县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局副局长袁长波说，由于农村社会负担越来越重，很多农民常年在外打工，不敢回家团聚;过个年至少要花1万元，有的人就六七年不回家过年，以规避这些人情负担。

在江西省鄱阳县西分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都建起了两三层的楼房，但由于外出务工人员多，房屋空置率高达50%，呈现“二次空心化”趋势，形成资源浪费。“以前大家外出打工是为了盖房子，现在房子盖好了，家里还是留不住人。”今年66岁的鄱阳县西分村村民江明礼说。

制度性交易负担较重，影响农业效益和农村新业态发展。中西部某县一“80后”创业青年两年前从北京返乡从事农村电商，主打黑芝麻系列产品。他说，黑芝麻进入大市场的第一步便是进行产品资质认证，然而自己去跑认证半年都不一定能办下来，而给中介交万把块钱，轻轻松松一个星期就能办下来。

此外，随着农业规模化、现代化逐渐普及，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监利县福娃三丰水稻专业合作社流转了2400多亩、代管1万多亩田地。合作社负责人周振涛说，由于银行贷款难，他不得不找民间借贷，去年光利息就付了10多万元，占到利润的40%。“现在合作社普遍缺资金，利息成本成了很大的负担。”

银行贷款“嫌贫爱富”这一老问题逐渐成为农业新业态发展的“拦路虎”。

今年32岁的肖敏奇是中部某县村民，家里条件比较困难。在外打工十年后，肖敏奇决定返乡创业，从事农村电商，销售村里的大米以及部分土特产。同时，他还去贵州织金县取经，在家种植红托竹荪。

但由于市场研判失误，红托竹荪的销路不畅，去年一年肖敏奇亏损一万多元。创业不顺，加上未成婚，肖敏奇父母也看着着急。过完年后，他重新背起包袱，跟亲戚去云南学手艺。

肖敏奇说，村里一些种植有机水稻、猕猴桃的农户均有机会拿到政府补贴，但他种植竹荪拿不到，有点难以理解。“他们种植规模有几十亩，确实比我规模大，但我们对资金的需求也不一样。”肖敏奇说，本想去银行贷款闯过“创业的第一道关口”，但得到的回复却是“规模太小，又没抵押，贷不到”。

推进供给侧改革

基层干部和相关专家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在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也要注重进一步减轻农民身上的各种新型负担，提高他们的纯收入和财富积累，真正实现致富奔小康。

首先，应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

袁长波认为，当前农民的需求提升，现有的供给满足不了这些需求，迫使他们花费较大的成本到城市消费。

他建议，大力实施农业、农村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优质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资源下沉到乡镇和中心村，送到农民身边，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并逐步引导他们在当地就近完成市民化和城镇化。

其次，应强化基层治理，扎实深入全面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表示，高价彩礼、大操大办、人情债等风俗吞噬着农民有限的财富和国家的扶贫资源，在农村社会没有形成有效自治之时，国家择机介入加强引导显得尤为必要。

贺雪峰说，首先要管住基层党员干部，让这部分人不参与;再通过加强文化建设和相关制度建设、订立村规民约等方式，逐渐转变乡村陋习，给不堪重负的广大农民松绑减负。

一些地方已经出台措施，探索移风易俗。江西省文明委日前出台《江西省农村“推动移风易俗 促进乡风文明”行动方案》，明确规定将移风易俗工作列入全省科学发展综合考核评价。

再次，应改革创新农业扶持方式，多措并举降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成本。

周振涛建议，一方面结合农民需求加强农田水利、土地平整等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构建大信息平台引导农民合理生产;另一方面着力优化金融、保险等相关服务，结合农业特点推出更多优质低价的金融产品。

同时，加大力度规范基层权力使用，让惠民政策真正落地，优化创业环境。加强市场监管服务水平，降低农业经营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和农产品入市障碍，让新经济新业态在广大农村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