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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受害者身中74刀,赵宏林和他的同事当时怀疑,这可能是起“仇杀”案件,凶手可能与死者有很深的矛盾。专案组调查了死者的社会关系,还跑到死者老家挨家挨户做调查,都没有发现可疑对象。

受害者的家庭在当地称得上是“富人阶层”,“财杀”是专案组考虑的另一种可能。但随即他们就否定了这一推测:一枚崭新的金手镯还戴在死者手腕上,死者家中也没有丢失任何财物。

那时赵宏林根本想不到,那天闯进死者家中的人,正是为财而来。

溜出学校后,宋成走到网吧门口才发现,自己没带够上网的钱。当时是晚上7点多,离晚自习放学还有一个小时,他开始慢慢悠悠地往家走。

南方夏日的夜晚,氤氲着热烘烘的湿气。但后来想到当晚,宋成却记得:“我一直觉得那天挺冷的,我感觉是冬天。”

他家的小区距离案发现场只有不到300米。快要到家时,他穿过那条每天都要经过的小巷子,并在一排漆黑的院子里看到了一抹光亮。这个地方他再熟悉不过,他清楚这些房子里住的都是小城的名人。他朝着那盏灯走去,“像是被它吸引了一样”。

后来,他记不清楚,是小说里的“侠盗”刺激了他,还是因为没钱上网的尴尬,在那间院子前,他第一次有了“做一笔”的想法,想搞点儿钱。

他走到那座有光亮的院落前,爬到院子围栏外的花坛上,向内观察。忽然,这个当时只有15岁的少年听见一个女人的叫喊声。他转过身,几乎与女人面对面,“不到一米”。

出于本能,他想逃走。“她还是不停地喊‘小兔崽子,你是谁,你在干什么?’”宋成回忆说,那一刻自己的脑子一片空白,所有的想法不过是“这件事不能被我爸知道”。

江苏14年悬案告破:少年捅74刀杀人 作案后曾不止一次想自杀(3)  

宋成在指认犯罪现场时,跪倒在受害人家门前 

多年以来,对父亲权威的恐惧和脸面的成全让他拥有了一种条件反射:“我做所有错事,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如果被我爸知道了会怎样?”

多年以后,成年男人宋成坐在看守所的讯问室里,说起那种恐惧感,然后把脸埋在手掌里,失声痛哭。

他说这种恐惧感来自于“父亲沉重的爱”和“害怕让父亲失望的压力”。自己的每一步都要按父亲的意思去做,“任何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都会被他视为污点”。

母亲给他洗的衣服,父亲如果觉得不好,会再给他洗一遍。中学时,父亲常常请班主任吃饭了解他的情况。大学时,每学期父母都会到宿舍,为他铺上一床新被子。

“他们的举止都很端庄,为人也很正派,我爸妈最注重面子了。”他停顿了几秒,又肯定地重复了一遍,“对,最注重面子。”

在宋成的记忆中,他想和父亲亲近,“但不知怎么亲近”。他从来没跟父亲有过任何双向的“交流”。每次做错事,他不是挨打,就是要听父亲讲“至少两个小时不重样的道理”。

甚至,大学选什么专业、毕业做什么工作、和谁结婚、要不要生孩子这些事,都来自“父亲的安排或要求。”

“他这样会让我觉得很累,但是他又控制不住自己那样做。”宋成的肩膀,披着涉嫌重大刑事案件的橙色背心,止不住地抖动着,“我必须接受这些,否则他就会很伤心。”

后来,面对父亲,他学会了“演戏”。他说自己即使不乐意,笑一笑也不过是“扯动一下嘴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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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规模排查和有针对性的调查都没有结果后,警方的疑点再次回到受害人丈夫王伯官身上。

案发前的午后,受害人本来和王伯官一起在乡下的工厂里,后来王伯官以“孙女没人照看”为理由让司机把受害人送回了市区。这个做法让警方和所有知情人都感到怀疑。

案发前40分钟,受害人曾接到儿子的电话,要她去自己的店里吃饭。如果她没有准备晚饭,而是听了儿子的话,或许就能躲过那场厄运,躲过那个扒在她家院墙栏杆外的男孩。

事实上,15岁的男孩连院子也没进去,根据他后来的回忆,听到受害人的呼喊时,他正站在一团阴影里,原本他可以沿着小巷,舒展年轻健壮的双腿,就此跑掉,跑进另一种人生。但他太害怕了,“只想让她别叫了”。他伸手去捂女人的嘴,换来的却是更响亮的“救命”声。他说自己脑子里全是“声音太大,声音太大”,连刀子是什么时候捅上去的都不记得。

在陷入回忆的时候,他仍觉得当时脑里“一片空白”,用刀刺人也没觉害怕,只害怕有人看见,被人知道——一个名校优等生,逃课、上网、扒别墅院子栏杆,根本解释不清楚。他绕到女人身后,用左臂勒住她的脖子,右手仍在持刀捅向她。他边捅边往屋里拖人,直到自己没有了力气,女人没有了声音。

14年后,在接受审讯时,宋成哭着说起对受害人及其家人的忏悔。当他戴着手铐脚镣,被警方押着指认现场时,曾跪倒在那间院落门前,无法抬起头来。与当年那个安静的夜晚不同,沉重的脚镣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他听到身边有人在歇斯底里地哭喊、叫骂,有人向他冲过来,被警察拦下。

说起这一切的时候,他看起来有点神思恍惚,还时不时闭上眼,身体轻微颤抖。他说这一切就像在做梦,就像当年的那个夜晚一样。

留给受害者家属的没有梦境,只有冷冰冰的现实。

在宋成从高中到大学毕业的这7年间,曾经在泰兴风光无限的王伯官,“走在街上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就连他的子女也有点相信父亲“雇凶杀人”的传言,“父子父女间总有种说不清的隔阂。”

事发后,死者一家人都搬离了原来的那栋房子。7年间,院子里、房顶上长满了杂草。因为妻子遇害时,王伯官待在厂子里,他便发誓,案子一天不结,就一天不回厂房。没过几年,这家曾经的明星企业就宣告破产。

刑警赵宏林和装满物证的铁皮文件柜一起老了。他的鬓角冒出白发,物证柜表面也出现片片锈蚀。但他始终没放下这起案子,如同柜子依然安静地怀揣着那些现场照片、案情文件和血色的证据。

这14年间,泰兴公安局每年都会把这起案子“过上两遍”。与此同时,全国公安系统的DNA信息库也在迅速扩容。

3年前,局里建立了自己的DNA鉴定实验室,泰兴公安局刑事技术科的警员从铁皮柜里取出那两滴血迹样本,赵宏林还记得血迹颜色已经发暗,散发着“发霉和腐臭”的味道。

尽管如此,技术人员还是重新找到了隐藏在这两滴血迹上的那串密码。以后的每天早上,这串密码都会被拿来与信息库进行比对。不管是当年参与办案的赵宏林,还是刚刚进入警队的新警员,都静静等待着密码匹配成功的那天。

责任编辑:肖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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