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孕女请4名男性做DNA鉴定 等待结果时有说有笑其乐融融

邓亚军

45岁，北京顺义某DNA鉴定中心主任，中国第一代DNA鉴定师。

“冒天下之大不韪”

上高中时，我大哥对我说，学法医专业吧，属于公检法系统，将来容易分配工作。就这样，1995年9月，我糊里糊涂地拿到了西安交通大学（原西安医科大学，后并入西安交通大学）法医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读研期间，我来到北京跟着导师做课题，开始接触DNA鉴定技术，毕业后我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DNA鉴定师。

以前，我所在的鉴定机构会统计，每年做的亲子鉴定中有多少是排除亲子关系的。2005年，我们中心共计做了1600例亲子鉴定，排除亲子关系的占总体比例的28％；2006年做了2700多例，排除亲子关系的所占比例为22%；2007年一共做了3000多例，比例为26%。

后来，这组数据公布后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有人对我说，你们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当时许多媒体批评我们，认为我们做的事情有违伦理道德。遭到大量言论攻击后，我们就没有继续统计下去。

2006年，陕西一家电视台邀请我参加一个电视辩论节目。正方观点是丈夫不应该背着妻子带孩子做亲子鉴定，反方观点是应该。

节目现场火药味十足。一位40岁左右的心理系女老师激动地指着我说，“你们这样做亲子鉴定违背了妇女的合法权益！”

我当时的身份本是调解员，但是偏向了反方。我很困惑，又不是因为我们的鉴定，这些人才红杏出墙。我们只是通过鉴定来证实他们所犯的错，要被指责的并不是我们。

邓亚军所在的DNA鉴定中心。

时代变了

2002年5月，我国把原来主要由司法系统内部机构操作的DNA鉴定向具备相关技术力量和资质的社会第三方机构放开。从此以后，我见证了DNA鉴定逐渐为大众所接受的全过程。

时代在变，国人的观念和意识也在变。现在没有人再来指责我们这些鉴定机构的道德水准不够了，大众对DNA鉴定这项技术逐渐认可、接纳了。

刚开始做DNA鉴定的人很少，一个月只有一两例。2005年以后，私人委托做亲子鉴定的人数激增，到现在达到每年近一万例。

前两年，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年轻女孩来到我们鉴定中心，她告诉工作人员，自己怀孕了，但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

年轻女孩把跟自己发生过关系的4个男人一起请到了鉴定中心。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在等待结果的过程中，4个男人有说有笑，其乐融融。年轻女孩对我说，鉴定出来孩子是谁的，她就跟谁结婚。

我有时会想，这样的事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不说别人，就说我们单位的同事，生了孩子都会自己偷偷摸摸地做鉴定。他们孩子满月的时候，我问他们做亲子鉴定了吗，他们说早做过了。我觉得不能说是他们在怀疑，而是一种职业习惯吧。

除了亲子鉴定，现在还会有人来给动物做鉴定。有个内蒙的农民家母牛下了小牛崽，被别人偷走了，他想要证明这头牛到底是谁家的。做一次鉴定要花几千块钱，他说自己“不争馒头争口气”。

在众多来鉴定的人中，有一个男人让我印象深刻。鉴定结果显示，孩子不是他的。拿到结果以后，他很平静，没有丝毫怨恨，而是说了一句：“要是我妻子知道了，她该怎么办哪？”

这样的反应让我和同事们感慨万分，无论人心多么复杂，在那一刻，我看到了人心深处最温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