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扣扣二审被判死刑，张扣扣案最新消息，张扣扣最终结果是什么（2）

检察员：思想扭曲，泄私愤报复他人

检察员举证认为，张扣扣初中毕业后至案发前生活、工作不顺利，无法达到有钱、有车和组建家庭的目标。既没有可依赖的家人，又没有可信赖的朋友，思想压力大；从而对生活现状不满，对未来失去信心，又缺乏自我排解途径，从而导致其思想扭曲，产生报复他人以泄私愤的动机。

“我自幼在本地读书，初中毕业后一直在外打工。我杀害王自新、王校军、王三娃(王正军)三个人，首先是为了我妈报仇。这些年来我一直都有这想法。我在外面打工好多次被骗，生活、工作也不太顺利。这个社会没有人情味，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感。

从我被骗之后,我不相信任何人，我只相信钱，因为钱是万能的。所以我就想办法挣钱，但是我这些年来工资也比较低，没有挣到钱。加上我多次外出旅游，相当花钱。所以我手头上也没有多少存款，平时也是勒紧裤腰带生活。

在娶媳妇这个事情上，我们本地娶个媳妇得花一二十万。因为这个社会太现实了，所有的亲情、爱情、友情都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有天吵架时候，我又对我爸说：我妈这个事情不能这么算了，仇非报不可。

我的梦想是有了钱买了车，能够自驾游，到处去看一看。但是现在生活不如意，打工也看不到啥希望。第二天我在我家又看到王自新的三儿子王三娃(王正军)回来了。我当时在想我妈22年前被他用棒打死。而且这么多年我也没有看见过王三娃，我认为报仇的机会来了......如果这些年王自新一家愿意给我们赔礼道歉，或者是我生活过好了，自己有钱了，娶妻生子了，我也不会发生今天杀人的悲剧。”

对于这一系列证据，张扣扣当庭表示，“公安套我话，说是跟我闲聊，说是不记在笔录上，现在成笔录了。”

张扣扣是否有精神疾病？

张扣扣作案时有无精神障碍，是控辩方的一个焦点。

关于张扣扣精神状态问题，检察员重点列举16名证人的证言、入伍体格检查表、海外劳务务工合同、入看守所收押健康检查记录资料及照片、入所体检医生等证言均证实:张扣扣服役、务工期间身体健康、精神状况正常,没有精神病。

但辩方律师认为，张扣扣是否有精神病，需要做专业鉴定。 “张扣扣没有精神病史,没有精神病家族史。有的人有精神病但没有去检查，并不代表他就没有。”

“精神障碍在作案时是否存在，应当由具有专门司法鉴定资质的机构和人员实施,不能仅依靠证人证言或上诉人在作案后和本次庭审的表现进行认定......”辩方律师说。

辩护人还向法庭提交了北京正慧科鉴咨询服务中心出具的《正慧科鉴中心[2019咨字第5号法医精神病学书证审查意见书》证据材料,认为张扣扣符合偏执型人格障碍诊断标准。

检察员认为，鉴定意见应该是司法机关委托，律所无权委托。从程序上三位专家没有对张扣扣进行检查,仅凭书面言词证据,不符合相关规范，也不符合普通人对“医学亲历性"的判断。该意见书不是证据，也不具备参考意义。

但辩护人认为，之所以无法让司法机关委托，是因为鉴定申请被驳回，希望法院能让张扣扣进行鉴定。

辩护律师：依法可判死缓，限制减刑

法庭辩论阶段，审判长让张扣扣自行辩护。张扣扣只是说，“我是为我妈报仇。我不是因为没有钱才投案自首的，我认为我没有给社会造成恐慌。”

殷清利用8个“不”字，提出自己的抗议，认为法院判决有违程序正义。“为何不给张扣扣一个精神障碍鉴定的机会？”23年前案件及与他相关的8个案件卷宗，辩护律师目前为止也没有通过法院调取到。“张扣扣对死亡已经表现为如此的淡定，在一审刑事判决宣告其死刑后，他没有表现出惊恐、忧虑，相反还在看守所努力跑步、锻炼身体，还看一些名著、书籍。”

邓学平认为，23年前的案件是本案发生的直接诱因，对张扣扣进行精神障碍鉴定均被法院驳回，有违程序正义。张扣扣患有急性应激障碍，作案时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同时，希望看在张扣扣为母报仇有其值得宽恕的人性和社会基础，在定罪的同时可酌情从轻处罚。张扣扣的行为不属于“罪行极其严重，必须立即执行死刑”的情形，依法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两年执行。留张扣扣一命，同时限制其减刑，让其在监狱里面度过余生。

检察员对上诉理由、辩护观点和舆论热点等焦点问题发表岀庭意见。

检察员认为，用证据可以厘清23年前的案件，以及张扣扣所谓王正军家人的“罪状”是真是假。23年前，张扣扣母亲被伤害致死判决认定，是有6名目击者证人和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结果。查阅案卷后，得到的结论与法院判决相同。

而张扣扣所谓王正军家人的“罪状”与事实不符。检察员认为，那只是张扣扣一面之词，没有佐证，所谓“罪状”已被证明是虚假的。检察员也举证说明，认为一些说法为张扣扣“主观臆断”。

检察员认为，张扣扣母亲被伤害致死案的定性准确，量刑并无不当。张扣扣指责“原审不公”是其寻找减轻罪行的“挡箭牌”，杀人动机根本原因为工作生活长期不如意的心理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