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伟大探索与辉煌成就

1950年2月，一场没有硝烟的决战在共和国经济战线上悄然打响。

针对猛烈的物价上涨，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周密部署，上海等地国营粮食公司遵令将紧急调运来的米面连续抛售。暴涨的粮价突然稳定下来，囤积居奇者措手不及，只得蚀本出货。趁跌价，国营公司又购进大批物资，为进一步平物价、稳市场作准备。至此，投机资本遭受毁灭性打击，再也不能兴风作浪。

没有什么比抑制通胀，更能让新的执政党迅速赢得民众的支持。成功稳定物价、稳步统一财经、理顺市场环境，不仅为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现的4次物价大波动画上句号，而且彻底扭转了国民党政府持续12年之久的恶性通胀局面。到这时，那些曾经认为“共产党军事上打100分，经济上打0分”的资本家才真正服气，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管理经济了。

新中国宣告成立，新的历史纪元开启，但严重财政经济困难是事关新生政权能否巩固的全局性问题。面对这个大考，中国共产党在不长的时间里，成功平抑了物价、统一了财经。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兴奋地说，“只此两事，天下大定”；毛泽东同志则评价道，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新中国的经济治理，就这样起笔于“满目萧条百废待兴”的“一张白纸”，起步于“濒临崩溃边缘”的“漏舟之中”。在一穷二白中奋起直追，在爬坡过坎中不懈探索，在革故鼎新中实现跨越，在拥抱世界中谋划大同……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从嘉兴南湖红船上寻找光明的摆渡人，一步步成长为驾驭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领航者。他们矢志不渝、团结奋斗，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进程、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格局。

从1949年至2020年，百姓“米袋子”充实起来，粮食产量从2263.6亿斤提高到13390亿斤，人均占有量实现翻番，彻底粉碎“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人民吃饭问题”的臆断；“钱袋子”鼓了起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9.7元增长到32189元；“安居梦”圆了起来，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从8.3平方米增长到近40平方米；“小康梦”触手可及，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书写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成为世界之问；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如此规模、如此速度实现大国崛起的“中国密码”，成为时代之思。破解世界之问、回答时代之思，既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也是为了增强开拓前进的智慧、勇气和力量，使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赢得更加光明的未来。

以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明确经济治理根本方向

1921年7月的一个晚上，上海法租界石库门住宅里，中共一大悄然召开。怀揣理想的早期共产主义者，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在经济方面主张“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1945年6月，在陕北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中共七大通过新党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刘少奇同志指出，这“将是一个能确保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获得胜利和解放的党章”。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领土完整、民富国强、自尊自强、世界尊敬。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却预言，共产党政权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它必然会因此而垮台。毛泽东同志回应道：“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达到自己的目的。”

2017年10月，北京人民大会堂，党的十九大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写入党章。历经抗争、奋斗与崛起，中华民族早已彻底告别屈辱沉沦。现代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与5000年历史交相辉映，灿烂光华，繁盛如夏。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而凝练的总结，是历史的回声，也是时代的号角，穿越激荡100年，响彻壮阔新时代。

光荣之路发端于艰辛探索。守住初心、担好使命，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回望历史，一个文明古国要独立、自强、实现发展，是选择近代西方文明标定的框架？还是开辟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汲取先进理论的营养、扎根本国国情的土壤，新中国在恢复国民经济、完成“三大改造”后，义无反顾地选择社会主义制度、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1956年9月，党的八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各项指标大幅度超额完成，形成中国近代以来引进规模最大、效果最好、作用最大的工业化浪潮。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投身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建设，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作为一种保护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将曾经四分五裂的国家凝聚起来；作为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国共产党将一切劳动者和爱国者的力量集结起来。但是，在中国这样的独特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并没有先例；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当时“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犹如攀登人迹未至的高山，必须披荆斩棘、开通道路。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也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经受严重挫折，又在改革开放洪流中释放了卓越的发展能力。我们党以巨大的勇气、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依靠自己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实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历史转折，迅速地、大规模地推动着这个东方古老大国实现工业化、走向现代化，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宽广道路奋勇前进。

越是伟大的事业，往往越是充满艰难险阻，越是需要开拓创新。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我们之所以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继续创造发展奇迹、续写岁月荣光，归为习近平总书记总结的那一句话：“中国人民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以科学理性的战略判断，确定经济治理思路格局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客观形势发生变化，就要审时度势，及时调整战略部署。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洞察时代特征和国内外大势，作出了一系列事关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

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时告诫人们：“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由此果断处理了党和国家面对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导党和人民劈波斩浪，创造了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

历史反复证明，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认识把握经济规律，对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趋势性特征进行全面分析，从形态描述、总结规律、判定方向三个方面层层递进，作出“三期叠加”“经济发展新常态”“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并以此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出发点，作出“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等重大决策。在辨析主要矛盾在供给侧而非需求侧、是结构性而非周期性的基础上，宏观调控保持定力，不唯GDP论英雄、不搞“大水漫灌”、不打“强心针”，确立了区间调控的思路和方式，加强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度扩大总需求，政府、市场、法治要各司其职各尽其用，既要释放活力，又要防范风险，增强市场信心，稳定社会预期……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一个全面、系统、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经济治理理论体系逐渐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正在领航中国经济巨轮行稳致远，驶向更加光辉灿烂的前程。

以历史辩证的思维方式，把握经济治理关键方法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共产党人掌握了它，就是掌握了看家本领，掌握了制定正确方针、解决矛盾问题、提高执政水平的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望我们党的历史时深刻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的确，无论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到进行艰辛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再到新时期实行改革开放；无论是从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到“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再到“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根源于对当时的社会存在的深刻分析和科学判断，实现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

为什么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判断？因为物质生产始终是社会生活的基础。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看清了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标准。

为什么反对“唯GDP论”？因为发展自有规律，不能违背规律蛮干。为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再三强调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化解产能过剩，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有效解决矛盾中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什么提出“将改革进行到底”？因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也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执政党要不断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来推动发展，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就要不断进行下去。实践永无止境，改革开放就永无止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为什么坚持“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从而打破了历史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在各个时期，我们党都紧紧依靠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改革都是由基层群众自发推动、自下而上形成的，充分体现了人民主体作用。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动力。

为什么毫不放松理想信念教育？因为辩证唯物主义从不否认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还认为这种反作用有时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党一直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强调干事创业要精气神足，运用的就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以崇高的精神激励人们为崇高的事业而坚韧奋斗，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精神力量，是意识能动性的集中体现。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执政。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繁重的执政使命，没有科学理论思维的有力支撑，怎能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而不断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处理好治国理政中各种复杂利益关系，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不断在实际工作中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才能在大有可为的新发展阶段大有作为。

以综合平衡的稳中求进，推动经济治理务实见效

“治”，在于把握重大平衡；“理”，在于规范发展秩序。其指向，都是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在经济治理中，如何处理稳定与增长的关系，历来是世界各经济体需要解决的一个最根本问题。

曾经有不少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而急于求成，采取增长优先战略，大量举借外债或实施通货膨胀政策，结果却是经济在短时间内上去了，不久就出现物价飞涨、抢购风潮、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和政治动荡等现象。欲速则不达，最终经济增长也难以为继。经济必须在稳定中求发展，这是从无数经验教训中得出的重要结论。

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经济赶超，计划经济体制迅速建立起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都按照行政指令展开，高效动员资源流向重工业部门。但是，这并没有解决经济增长频繁波动问题，商品供求不平衡、物价上涨、投资增速过快等问题反复出现。历经深入观察和分析思考，从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到陈云同志反复强调“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再到一批经济学家为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问题献计献策，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增长尽管历经波折，但是逐步形成了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协调发展的经济治理思想。

改革开放初期，是计划经济思想与市场经济思想的碰撞融合期。直到1992年的春天，邓小平同志一路南下，发表又一次思想解放的宣言，到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经济改革开启了新篇章。“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独特模式逐步建立完善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塑了中国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相互关系，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影响着整个世界的走向。

当时，解决了一个问号，还有很多问号：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会不会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非公经济发展，会不会蚕食社会主义的公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哪一种给经济造成波动的风险更大？效率与公平孰轻孰重，怎样才能实现双赢而不是双失？

今天，未来已来，答案已出。顺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过单兵突进的初始阶段，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生态文明制度和党的建设各项制度创新相互协调、相互支撑。遵循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水平供需平衡，处理好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以增强创新创造活力、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主张，处理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中国经济航船在一系列重大平衡战略的指引下，稳稳驶向更深、更远、更壮阔的海面。

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增长数据，衡量波动度的标准差指标近10年明显降低，日益平稳。宏观调控目标也从前些年的“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逐步转向“实现稳中求进”。对于稳中求进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稳的重点要放在稳住经济运行上，进的重点是深化改革开放和调整结构”。从中可见，“稳”为“进”赢得了空间和时间，“进”又提升了“稳”的效果和水平，二者相互联系、相得益彰，是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方法论。

2016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上升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中国共产党用“改革、发展、稳定”的一体观和系统论指导国家经济治理，凸显了保持宏观稳定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价值，书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最为精彩的又一篇章。

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奇迹，中国共产党经济治理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也达到新的高度。沿着这条已经走出的光明大道，我们要继续前行。在过去100年赢得伟大历史性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必将在更广阔的未来赢得更伟大的胜利！（经济日报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