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伦敦不再宽容，我们或许该问：这个伟大城市会没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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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或许可以算作是全世界的首都。你也可以说纽约才是，不过说伦敦是也有着充分理由：现代伦敦是借由全球化进程发展起来的大都会；漫步在霍尔本大街，乘自动扶梯下去坐地铁，听听周围的各种语言，就能听到意大利语混杂着印地语，或汉语，或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走过市中心，走过金融区，你能听到国际资本主义的管理体系。伦敦还是全世界的银行。

伦敦很古老，但也很新潮。它既是城邦也是城市，有着流传世界的文化与经济。伦敦似乎是洛杉矶、华盛顿和纽约的集合体。想象一下，如果美国某个城市同时拥有好莱坞、白宫、麦迪逊大街、华尔街及百老汇，那是怎样一种光景……伦敦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现代伦敦的发展理念是，让城市成为全球大熔炉、全球贸易商行、全球媒体机器，以及个人可以最大限度地容忍其他人的地方。它认为，与世界其它地方相关联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但当这种理念竟然意外被放弃之后，伦敦会发生什么呢？

世界十字路口的场景：圣潘克拉斯国际火车站（St. Pancras International），乘客可以在这里搭乘前往巴黎的火车。

为上个月恐怖袭击中的遇害者举办集会。

西欧最高建筑碎片大厦顶端观景平台的玻璃上映照出的游客。

伦敦电 — 圣潘克拉斯国际火车站是维多利亚建筑奇迹在 21 世纪的重现，车站于 10 年前投入使用，集中体现了某个特别的理念：英国是某个比自身更加庞大的存在的一部分，它归属于一个由许多国家组成的集合体，这件事简单自然得就像上火车一样。

最开始人们都觉得震惊又兴奋，居然可以在伦敦站台上搭乘一辆欧洲之星，穿过英吉利海峡，穿过法国的田野，三小时内抵达巴黎北站。乘坐欧洲之星可以充分感受到这两个城市同属于一个更加庞大的组织——其实伦敦太简单直接，巴黎则如此浪漫神秘，二者彼此间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都是竞争与不和的关系。

欧洲之星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在这个时代里，伦敦似乎也在不可避免地冲向欧洲。至少到目前为止的理念都是如此，但它也是被称为“英国脱欧”的进程的开始。如今火车仍在奔驰，但曾经创造了现代伦敦的那个时代似乎已经远去了。

那天，一位准备搭乘欧洲之星前往巴黎庆祝自己 43 岁生日的出版商马丁·伊登（Martin Eden）在候车时表示：“我们对全世界做出了一个可怕的声明，这太让人难过了。”谈到欧洲时他说：“我们应该越来越团结到一起，而不是彼此分裂。”

遇到伊登的时候，我正在圣潘克拉斯车站里四处闲逛，当时恰逢英国正式提交申请退出欧盟。那是 3 月 29 日——你也可以叫它脱欧日——的午餐时间，英国向布鲁塞尔递交了一封信，从此开启了长达两年有关脱离欧盟各项规则的谈判。

不过，就在英国想方设法告别那个日益疏远的 44 年伙伴时，伦敦所面临的却是另一种挑战：这个伟大的全球化城市在去年夏天的全民公投中，伦敦市民以压倒性优势投票反对脱欧，现在它又该如何在一个原则上似乎与自己完全相反的政府领导下，去适应种种不确实的未来呢。英国脱欧不仅让英国离开了欧洲，同时也让英国内部分裂了，伦敦在一边，英格兰大部分地方在另一边（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投票结果也是留欧，不过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对于很多住在伦敦的人来说，去年的投票感觉就像是一种抛弃，不仅抛弃了欧洲，更抛弃了伦敦作为全世界最有活力最生机勃勃的国际都市一直以来所呈现的那些价值观：比如开放性、宽容性、国际性，以及最好向外看、而不是只顾向内看的认知。那天我走在圣潘克拉斯车站的时候，感觉四下都弥漫着一种忧郁的感觉，而那时，英国其它大部分地区却都在进行庆祝。

第二天早上《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头版标题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太阳报》（The Sun）则用的是“多佛与离开”——它说的是英国南部沿海的多佛白崖。不过即使英国大部分地区都抱怨了移民涌入、英国价值观被侵蚀以及资源被欧洲抽取等问题，伦敦也一直是那个你能想象到的、最多元与开放的城市，作为一个有着两千年历史的大都市来说尤为如此。

这里住着英国巨富，也住着很多极其贫困的人，他们相对和平地共同生活在这个地方。伦敦到处都是英国的地标：大本钟、白金汉宫、圣保罗大教堂……同时还有拥有由 270 种民族组成的 870 万居民。

英国脱欧使这个伟大城市脱离宽容，陷入了无序。没人可以预测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后这座城市会是什么模样。如果欧洲和英国之间的个人旅行变得不再那么方便，那么人员、资金、工作、商业和语言等方面的交流也会不再容易。也许更重要的是，人们无法判断这些是否仍然值得赞美，不管在英国还是其它地方。

“现在伦敦变成了一个怪异的地方，”作家尼克斯·舒克拉（Nikesh Shukla）说，他的《好移民》（The Good Immigrant）一书中收录了由非白人英国人写的文章，讲的就是这个让他们感觉日渐疏离的国家。他目前生活在布里斯托尔，不过是在伦敦长大的，他说，伦敦这个城市“感觉就像是我眼中的英国的唯一密封珍藏版”。

“政府表示在努力让英国回归原样，但其实它正在失去伦敦人民的心。”舒克拉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人们会觉得很不安，因为未来很多方面还处于危机中。他们是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他们为社会做出贡献，他们拥有家庭，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财务能力，但就是这些人的未来，现在也无法确定了。”

千禧桥，泰晤士河上的一座步行桥。

接下来会怎样？谁都不敢肯定。当然，即使麻烦如影随形，脱欧前的英国也还在欢呼。这可能是现代欧洲最为喧嚣复杂的一次分裂吧。伦敦依旧繁忙，地铁仍旧人满为患，酒吧仍然生意兴隆。但可以肯定，这会是个尴尬的时期。伦敦无疑是个伟大的城市，但现在或许要在伟大上画一个问号了。

一个女人在她游牧社区花园的店里。

德特福德格林学校的乒乓球运动，全面发展是该校的优势。

布里克巷清真寺的祈祷者，这里最初是一所教堂，但 1976 年这里经过改造后，成为了孟加拉国移民的居所。

我在伦敦住了十五年，2013 年回到纽约。再回来的时候，伦敦发生了巨大变化，它更开放、更国际化、更热情也更有激情。食物更美味，店铺营业时间更长。我们的社区就像是联合国一样，因为相互的理解，我们之间的差异也消失了。

伦敦也更加富裕，但这也不一定是好事：市中心物价之高让人无福消受。俄罗斯的寡头们和全球其他的超级富豪掘地三尺，打造带泳池和车库的豪宅，但每年他们可能只在这里停留数周时间。

欧洲似乎是个遥远的概念，但如今它似乎就在家门口。成群结队的法国人、波兰人和西班牙人涌入，之后还有饱受争议的罗马尼亚人。你无论何时走进艺术馆或者电影院，都能感觉到英国文化深深受益于欧洲的融资。越来越多的特惠欧洲航线让机票比火车票还划算。那时候的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就喜欢去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度假。

离开之后我回来过几次，过去几个月里也回来过两次，但我感受到了一些变化：人们对未来的恐惧，以及非英国裔族群对身份的怀疑。

英国 Politics.co.uk 网站编辑伊恩·邓特（Ian Dunt）说：“即便那些还没讨论要不要离开的人们，他们与国家的关系也从根本上发生了破裂。当人们高呼反对移民时，没有人会把矛头指向德国建筑师或法国律师。，但这些人也开始感受到了英国面对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冷淡、狭隘和漠视，只不过还没有赤裸裸的敌意。”

伦敦是个大城市，尾大不掉又变化无常。要定义这个城市并不容易。

在这里，尽管反穆斯林、反移民的情绪加速了脱欧的进程。伦敦第一位穆斯林市长萨迪·汗（Sadiq Khan）的父母分别是公交车司机和裁缝，他们都是巴基斯坦人。这里有国际金融家和花花公子，欧盟官员和欧洲败类，也有来自西班牙、葡萄牙和其他经济不景气欧洲国家的移民，他们聚集在城市边缘的单元房里，在咖啡馆、建筑工地和酒店里工作。32 岁的帕洛·马蒂尼（Parlo Martini）说：“在伦敦，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因为每个人都是。”我在肯特镇遇见了这位来自巴西的理发师，他的老婆是波兰人，而女儿是英国人（按出生地算）。他来这里十年了，但脱欧对他的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谁也不能肯定。

伦敦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就是各个部分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经济状况和民族各不相同的人们聚集在此。每个区都有豪宅也有公共住宅，两者之间相距又不会太远。

基尔本的房产中介达拉·加里安（Dara Djarian）今年 25 岁，他的父母分别是法国人和伊朗人。

加里安说：“不仅仅是你我贫富的问题。”他认为伦敦这些杂乱的社区就像是巴黎城市郊住宅一样，而城市中心则大多被阿拉伯移民占领。所有人都混杂在一起。”

我从他的办公室俯瞰基尔本的大道，终于明白了他说的话的含义。一家波兰熟食店紧靠一家意大利餐厅，街对面是一家传统式的伦敦酒吧，旁边则是一家清真肉铺。这里还有伊朗家具店、英国国食鱼和薯条、专为女士服务的发廊、高级浴室洁具商店、高端咖啡店和曲高和寡的艺术影院，这家影院的目标群众应该只有嬉皮士和电影迷。

加里安说：“唯一不常见的就是英国人。他们都搬到了乡下或者郊区。”二月的时候，海德公园吸引了许多参加政治集会的人。奇怪的是，或者说应该引以为怪的是，这次集会的主导人员艾曼努尔·马克隆（Emmanuel Macron）正在竞选法国总统。马克隆来到伦敦，因为大约有 27 万法国人居住在此，这些人已经足够组成一个新的城市了。（很多都聚集在南肯星顿一个时髦的社区，当地人不很友好地称之为“青蛙巷子”）

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旗下的伦敦《泰晤士报》并不是欧盟的崇拜者，当然也不是法国的崇拜者。该报派遣其政治专栏作家帕特里克·基德（Patrick Kidd）对此次活动进行了报道。

不过基德无法明确告诉读者马克隆说了什么，因为正如基德在文章中吹嘘的那样，尽管他在学校里学过法语，但他并不会讲法语。在他看来，当你很容易嘲笑法国人的法国人身份时，当英国人的身份使你感到自己优于邻居时，你还有什么理由去努力学习法语呢？

回忆起自己在学校里学过的法语课，基德写道：“马克隆一次也没有问过 la gare（火车站）的方向。他甚至没有说过‘zut’（见鬼）和‘bof’（一般般）。你会怀疑他到底是不是法国人。”

考虑到默多克的报纸和英国其他右翼新闻媒体几十年来一直在培养保守党欧洲怀疑主义派别长期持有的古老的反欧基调，基德的傲慢并不令人吃惊。即使伦敦（至少是伦敦的大多数人）欢迎或容忍所有这些改变，英国各地仍然有许多人（尤其是老辈人）哀叹自己已经认不出小时候的那个英国了。

民粹主义小报进一步煽动了这种焦虑和怨恨，这些报纸常常用“简单的成见”为这种情绪作掩护，并说任何反对这种报道的人是追求“政治正确”的乏味之人。他们用露骨的二战比喻形容英格兰与德国的足球赛；他们嘲笑欧洲是缺乏幽默感的德国佬和喜欢吃大蒜的法国佬的地盘；他们讽刺欧盟是一个顽固而失控的官僚机构，只会抽取英国的财富、并向不知情的民众推行可笑而苛刻的法律。这种零和博弈观点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正在导致英国迷失正确的方向。

在 1997 年的保守党会议上，在看到英国航空公司 747 的一个袖珍模型时，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愤然说道：“我们的飞机上应该使用英国旗帜，而不是你们放在飞机尾部的这些讨厌的东西。” 为了纪念该航空公司覆盖全球的规模，英航进行了一个短期的临时项目，其中一个举措就是在这架飞机机尾上涂装了一个外国形象。撒切尔夫人在手提包里找出一块手帕甩到了飞机上，盖住了飞机的尾部。（她的丈夫丹尼斯补充道：“天哪，我们难道不能使用英国的设计吗？”）

历史其实很讽刺，现代伦敦的缔造者也许正是撒切尔夫人。1985 年，她的政府在被称为“创世大爆炸”的改革中解除了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为伦敦成长为全球金融巨无霸铺平了道路。九年后，英吉利海峡隧道开通，这一常识的胜利（隧道的诋毁者发表过许多论调，比如疯狂的大陆狗可能会利用隧道溜进英国）和工程壮举似乎将英吉利海峡本身的物理定律和隐喻性规则踩在了脚下。

托尼·布莱尔 1997 年当选首相，结束了托利党 18 年的统治，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从此，对欧洲的归属成了一种近乎时尚的感觉。使用外语突然成了一件极其正常的事情。接着，2012 年，伦敦举办了夏季奥运会，宣布自己是一座面向世界的城市，而且证明了这个具有多种语言的地区在专心去做某件事情时运行得多么平稳和愉快，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相处得多么融洽。

23 岁的西班牙人克里斯蒂娜·巴尔瓦（Cristina Barba）告诉我：“这里的人来自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但他们却可以极其随意地四处走动。而且这一切使人感到非常自然。”

克里斯蒂娜以每月 750 美元的价格在城市边缘的一所房子里租了一个房间（更加接近市中心的地区找不到能让她负担得起的住房）。她有七位室友，这些室友中包括最近刚刚从意大利和罗马尼亚来到这里的人。克里斯蒂娜在红砖巷的 Absence of Colour 店铺工作。这家商店销售由一位冰岛设计师设计的昂贵的单色服装，红砖巷则是一大批孟加拉人的大本营。

“在西班牙，你会感觉西班牙人和外国长相的人之间存在一条界线。在这里你不会感受到任何界线，每个人都可以和其他人和平共处，”克里斯蒂娜说。

泰特现代美术馆外中谷芙二子（Fujiko Nakaya）的烟雾装置。

“小黄瓜”大厦顶层餐厅里的侍者。

上个月的“我们的时代英国版”（WE Day UK）活动鼓励年轻人思考当地和全世界的社会问题。

Amira Nature Foods 董事长兼总裁卡兰·查纳纳（Karan Chanana，左二）在伦敦贝尔格莱维亚街区的家中与客人交谈。

在红砖巷和福尼尔街交汇处，在一排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乔治亚式排屋旁边，坐落着红砖巷清真寺。这座庞大的砖混建筑以极具实用性的“重写本”形式记录了伦敦的历史。

这座建筑于 1743 年由逃离宗教迫害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建造，最初是一座新教教堂。1819 年，它成了一座循道宗教堂。接着在 19 世纪后期，来自欧洲另一个部分、逃离另一种迫害的犹太人将其转变成了犹太教堂。最后在 1976 年，它被改造成了清真寺，以容纳来自孟加拉国的新一波移民。似乎没有人认为这些事情有什么古怪之处。

同时，也没有人认为伦敦是一个乌托邦。这里的种族主义情绪非常活跃，种族政治也并不少见。两年前，出生于孟加拉国的陶尔哈姆莱茨自治市市长被迫离职，因为法院发现他的竞选团队以多种方式进行了选举欺诈。那是一个丑陋的时刻，充满了种族主义指控（和抗辩）。不过人们还是一路走了过来。

随后接任自治市市长的约翰·比格斯（John Biggs）表示：“不管出于自发还是人为，伦敦看起来是可以正常运转的。”陶尔哈姆莱茨不仅包含红砖巷，也包含豪华的建筑群以及英国最贫穷的一部分住宅区，因此比格斯需要应对许多不同的选区。“我们之所以能够运转，是因为我们是一群非常宽容的人，而且我们在共同前进。”

和红砖巷清真寺类似，伦敦正在面对另一次转型。不过，这一次的转型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今年 3 月的恐怖袭击是一次“罗夏墨迹测验”，它不仅考察了英国人对于恐怖袭击原因的看法，而且考察了他们对于城市本身的态度。在伦敦市长汗（Khan）的领导下，许多伦敦人谈论了受害者的多样性，指出他们来自许多不同国家。他们还表示，仅仅由于一名穆斯林极端主义者的行为而诋毁一个宗教的做法是错误的。

不过《每日邮报》专栏作家卡蒂·霍普金斯（Katie Hopkins）指出，伦敦对于爆炸的反应只能体现出英国首都与该国其他地区之间的巨大分歧。

霍普金斯女士写道，伦敦这座城市是“由一层薄薄的文明掩盖的贫民区，这层文明受到了其穆斯林市长的不断擦拭，而对这位市长最大的认可来自他父亲之前的工作。”霍普金斯女士表示，人们并没有和睦相处，而是互相憎恨对方。

稍后，霍普金斯女士在福克斯新闻频道拓展了她的分歧思想，将英国脱欧放在了延伸至大西洋对岸的、支持民族主义、反对移民的全球运动背景中。她表示，伦敦是“加强版奥巴马”，英国其他地区则是“事实上的特朗普小镇，也是我所支持的阵营”。

一些生活在伦敦以外的英国人似乎不信任这座城市，对它产生了疏远感。考虑到这座城市对于国家的重要核心地位，以及人们在访问这座城市时对它的喜爱程度，上述现象使我感到很吃惊。不过，伦敦引以为傲的事情也使它很容易受到攻击。目前支持英国脱欧的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在 2012 年时还是一位反对英国脱欧的内政大臣，当时她表示，首都的语言多样性正在增进这个国家的分裂。

“只需要看一看伦敦，你就会知道我们目前作为一个国家面对的挑战。在伦敦的所有小学生中，几乎一半的学生将英语当成了第二语言。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是不公平的：如果人们与邻居使用的不是一种语言，他们怎么能与邻居建立良好的关系呢？”特蕾莎·梅说。

她的言论与伦敦人的想法之间的差异显示了伦敦目前如此困难重重的原因。

维多利亚·普雷斯科特（Victoria Prescott）在刘易舍姆区德特福德格林学校担任英语和电影研究教师，她表示：“学校的本意，是想让我们所有人在保留自身特点的前提下融入到群体之中。” 普雷斯科特表示，这些在家里分别使用着 40 种不同的语言的学生们可以通过英语沉浸课程迅速适应这里的环境。

学校强调多样性的力量。如果你在上午课间休息时访问这所学校，你可以看到一群具有不同肤色和文化的学生在操场上混合在一起，仿佛他们之间的差异并不重要。不过这当然仅仅是故事的一个方面。德特福德格林学校的副校长丽贝卡·卡明斯（Rebecca Cummings）表示，她的一个支持英国脱欧的老邻居对学校所赞美的事情感到极为愤怒。

“她会说：‘我需要坐在医生的诊疗室里等上半天，因为我的前面是一位带着四个孩子的索马里移民。’这是伦敦的另一面，”卡明斯说。

这些感受目前正在这座城市生根。支持脱欧的观念正在变得日益坚定，许多移民（包括富裕的和贫困的移民）正在怀疑留在这里是否还有意义。每个人都在猜测伦敦接下来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作者舒克拉表示：“我主要关心的问题是，当欧洲移民被撵走时，当学生被撵走时，当所有那些以伦敦为中心的银行由于这里不再属于欧盟而离开时，这里还会剩下谁呢？这里只会被那些前来瞻仰女王和特蕾莎·梅的游客占据。”

上月，在圣潘克拉斯火车站，当首相启动脱欧程序时，这里没有任何正式庆祝活动。开往巴黎的列车并没有停止运行，也没有一个人在大门口被撤销护照。不过你可以在车站广场上听到钢琴声——原来英国推行了一个项目，将钢琴安装在公共场所，任何人都可以弹奏。

站在钢琴旁边的朱莉·沃克（Julie Walker）和她的丈夫西蒙（Simon）表示，他们选择了一首曲子，以表达他们的喜悦之情。他们说，正像他们看到的那样，英国做了一件好事，切断了与威胁英国独立自主的外部世界的“所有联系”。他们请求钢琴家斯图尔特·耶夫（Stewart Yeff）弹奏的曲子是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的《哈利路亚》。

这似乎很恰当，因为这首曲子听上去像是一首庆祝性的歌曲，但它实际上充满了哀伤。

翻译 熊猫译社 乔木 孙一 刘清山

题图来自 NYT，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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