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的政治因素被夸大了,其实背后的“文化边界”才是内在原因。正像爱默生所说,他们(英国人)既不期望发号施令,也不喜欢俯首称臣,但希望自己做主。
在《苏格兰的方格子》的系列文章里,我曾说,苏格兰人方格呢裙(kilt)的格纹图案(官称叫tartan),就仿佛是英伦文化的边界,显得泾渭分明。里面的“我”来做主,外面的与“我”无关,正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生活在“格子”里的英国人,似曾相识。
还记得陶渊明醉心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桃花源吗?还记得老子憧憬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寡民小国吗?
让我豁然开朗的是,这种安静、无争、利己、自保的英国,在“脱欧”的全民公决后,好像正在出现。英国纵横捭阖、独步世界两百年后,又把自己从欧洲一体化的“大国”情境中分离出去了,重新“漂移”出欧盟的大陆,重新回到了隔海相望的小岛。
而且,就在公投前夕,英国女王出人意料地暗示“脱欧”,看来耄耋之年的英联邦“帮主”都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返回维多利亚时代之前的农耕文明了,“日不落”帝国的太阳这次真地要下山了?
英国文化确实是一种早熟的民主文化形态。从遥远的13世纪初的“大宪章”运动开始,英国人已经开始挑战至高无上的王权了。最终开启世界近代文明的“分权”、“妥协”、“法治”的民主思想,早已收录在英国文化的词典中了。
等级分明的社会,渐渐由理性主导的法律、制度开始约束和规范,洛克的《政府论》更是以限制统治阶层的权力为核心,达成社会不同阶层的妥协,法治开始取代人治。
直到17世纪晚期的“光荣革命”,经过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血雨腥风之后,理性的妥协完成了君主立宪制最后的“奠基礼”。
前后四百年的“理性洗礼”,英国人完成了“不彻底”的革命,却实现了彻底的民主。
但民主除了权利之外,当然还有数不清的义务。有些黑色幽默的是,理性的英国人,不断压抑着自己的热情、自由、奔放的一面,终于把自己关进了理智、民主、冷静、制度的牢笼——“格子”。
他们的“文化边界”壁垒森严,却又看起来玄妙莫测:
我的与你的是有明确界限的,而跨界的风险又在模棱两可的软磨硬泡中消解;
好的与坏的是泾渭分明的,而褒贬的评判又一定要披上辩证与客观的外衣;
是与否是清晰划定的,而表达是与否的方式又是含蓄的、藕断丝连的;
对与错是水火不容的,而善后的处理又是一团和气的宽容、理解。
英国人从骨子里冒出的“凉气”,酷似钱钟书在《围城》中提到的“鱼里隐藏的刺”,总是不经意间刺痛咀嚼菜肴的人。
即使是高高在上的英国人,也不愿意麻烦别人,触犯别人所占有的时间和精力,他们会“断然”谢绝一切殷勤的呵护,不让上前协助的人去碰自己的行李;
他们千年不变地用一些寒酸的礼品“搪塞”来自中国的盛情款待,头脑中总有一根不可跨越的“反贿赂”(Anti-bribery)红线;
他们愿赌服输,接受一切既成事实,很少像中国人、美国人那样勇敢而无畏地投诉、质询,他们崇尚中间道路,而不是推倒重来;
他们喜欢独往独来,当然也在意同事间适当频率的接触和公关,矜持得只有在酒吧里才能短时间地吐露真情,而出了门,又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
毕竟他们是英国人。我自诩是个浸染在英国文化中的人,但仍然免不了摩擦与碰撞。文化的砥砺说明每个民族、每个个体都生活在自己的“格子”里,未必能时时“设身处地”、“换位思考”。
重看历史,感觉美国著名思想家爱默生预言了英国“脱欧”的根源。他认为,英国人既不期望发号施令,也不喜欢俯首称臣,但希望自己做主。这说明英国人的“文化边界”意识非常强烈。
当欧盟体系内,东欧的大量移民干扰了本国人的就业和养老时,英国人内心深处排斥性的“界限”遭到了挑战,他们担心由于“国际化”丧失自主权。于是,他们“一刀切”地将国际留学生作为移民倾向的人群对待,与“小国寡民”的北欧国家一起抵制针对叙利亚难民所应承担的国际义务。
“脱欧”是对全球化的打击,但对英国人而言,是重新明确“文化边界”的企图和实践。
试试看,试着走出我们自己的“格子”,走进英国人的“格子”,试着体会、接受他们的热忱、幽默、婉转、矫情,也颇具玩味,算是“国际化”的历练了。
责任编辑:庄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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