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考生备考“累瞎眼睛” 亲友爬墙帮忙作弊

【环球时报驻印度特约记者 云天明 本报记者 赵觉珵 王会聪】今年4月，反映教育公平问题的印度电影《起跑线》在中国上映，不少国内观众对电影里呈现的现实感同身受，并感叹“印度升学压力一点儿都不比中国小”。《起跑线》在中国收获如潮的好评，但其一年前在印度上映时却反响平平。恐怕，这部轻喜剧让现实中的印度家长与学生笑不出来，毕竟，他们面对的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残酷竞争。重压之下，考生作弊成为印度社会的“痼疾”。每年一到该国的考试季，国际舆论场上便充斥着各种相关消息，往年考生亲友冒险攀爬墙壁帮助作弊、为防止作弊让全体学生“裸考上阵”等令人啼笑皆非的新闻图片也会再度热传。这背后，是印度家庭“不升学就没有出路”的执念。然而在现实中，究竟有多少印度人能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呢？

学业压力大，凌晨4时起床“跨邦”上学

3月下旬是印度学生的“中考季”。在那之前，酷爱健身的阿迪娅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小区俱乐部。对于一名印度十年级女学生来说，为了至关重要的“中考”闭关几个月是必须的。当《环球时报》记者4月再见到阿迪娅时，她有些沮丧，虽然那时“中考”已结束，但她还要与十几万印度首都圈及其邻近邦考生一起重考数学科目。

3月28日开考当天凌晨，印度中等教育中央委员会主席收到数学考题遭泄露的举报邮件。尽管如此，那天的考试没有被取消或推迟。只是泄题风波遭曝光后，印度相关教育部门才决定于4月底重考。

“我早就听说不少辅导班明码标价兜售所谓的考题，但谁敢相信呢？”阿迪娅无奈地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没想到，这次他们竟然真的搞到考题，“到头来，吃亏的是所有学生”。

印度新德里妇女儿童保障协会秘书长莫拉蒂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考试弊案反映印度的教育投入不够、正规教育资源的缺失，多数公立学校的师资和教育水准都不达标。2017年的一项统计显示，印度首都圈公立学校三年级的学生中近1/3无法正确完成100以内的加减法，2/3的学生不能完成基本的英语交流。这一现实逼迫学生家长选择课外教育来弥补学生的课堂知识。阿迪娅对记者说，她们班几乎每个人都在上补习班，“不然跟不上进度，考试中不少题也只有在补习班才能讲到”。

阿迪娅家境宽裕，按说没有必要“挤着进”印度大学，是她的父亲坚持要求她在印度式学业压力中长大，这样才能更有社会竞争力。在阿迪娅的同学中，有凌晨4时就从别的邦出发来上学的，因为“在他们家乡上学可能永远无法考上大学”。

美国《华盛顿邮报》称，印度社会无法提供充足的教育资源，但教育又为社会流动性带来希望，因此产生了这么多考场弊案。不少外媒如《华盛顿邮报》一样，将作弊现象与印度中下阶层的“出路”联系在一起，“印度学生为生存而作弊”“他们通过作弊打造更美好的生活”“这不是作弊，而是一种出路”……类似评论非常多。法新社称，每年考试季的前后几个月，印度人的焦虑感都会“急剧”上升，因为考试得高分是他们获得体面工作或被大学录取的唯一途径。

曾经常驻印度工作的任晓明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对印度贫困阶层、表列种姓(俗称“贱民”)、落后种姓群体来说，教育确实是为数不多能够实现阶层上升的途径，起码能在经济层面有所改变。如果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那么印度人从农村到城市依然只能从事最底层的工作，经济状况不会有太大改变;如果大学毕业后找到不错的工作，能把家族都带到大城市里生活，那么这也算改变了社会阶层。相比之下，通过创业等其他途径“改变命运”十分困难，因为种姓制度最根本的特点就是特定种姓从事特定职业。

知识改变命运的“标准模板”

然而，与“改变命运”的渴望对应的是残酷的升学竞争与就业压力。英国《卫报》称，印度名校的录取率相当于牛津和剑桥大学录取率的1/10。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一般印度高等院校的学术水平不足，普通专业的毕业生入职薪酬只有每月1500元人民币左右，这与在新德里开摩的司机的收入差不多。如此现实之下，考上印度理工学院这样的顶尖学府是“知识改变命运”的标准模板。

在印度有一种说法，“考不上印度理工学院的才去考麻省理工学院”。在最近一次印度大学排名中，该学院各地分校占据前5名中的4位。考生一旦被该校最热门的专业计算机科学和电子工程录取，那么从入学开始就被世界大IT公司盯上，毕业后的工资是普通院校毕业生的20倍多。不过，印度理工学院的招生比例只有2%。

在印度学生眼中，考上印度理工学院是一种近乎神话般的追求，为此而战的学生大多都被描绘成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咖啡喝到流鼻血的怪兽。在孟买大学就读商科的阿布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我有高中同学因为备考这个学校而把眼睛累瞎了。”

那么，是什么人才能考上？印度理工学院新德里分校经济学副教授贾延·托马斯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该校学生以中产及偏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居多。过于贫寒的家庭很少，因为他们很难支付得起补习班费用。目前印度理工学院复试补习班的市场基本价格已近3万元人民币。而来自富裕阶层家庭的学生也很少，因为他们很少有能如此吃苦的。

正在印度尼赫鲁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逸然证实了上述说法。她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她的同学普遍是中产阶层或者高种姓，因为尼赫鲁大学以社会科学闻名，这类专业是有钱人才会选择的，希望“翻身”的印度人更多地会选择理工科。

在阿布尔看来，通过考试改变人生轨迹的印度人凤毛麟角。据统计，印度每年约有1700万人进入就业市场，但新增就业岗位只有550万个。阿布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印度政府提供的工作岗位很少，公务员考试或许比印度理工学院的招生考试还难。”去年，媒体爆出印度某邦招聘机关杂务人员30名，主要工作就是沏茶倒水，但网上报名人数过万，其中不乏硕士甚至博士学位毕业生。

除了政府机关，印度多数大型企事业单位也仍保有计划经济大锅饭的遗风，老员工占据多数重要岗位并因为各种原因很难被清退，至今不少单位奉行“一人在岗、全家福利”的老政策，即所在单位人员的医疗、保险、养老均涵盖该人员家属及子女。

比较而言，电子商务、互联网、物流等新兴产业领域的中小型企业在人员构成上较为灵活。在班加罗尔一家商务咨询公司做拓展经理的拉法兹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我们公司有将近80人，工资最高的不是老板。我们企业不讲究论资排辈，更别说什么种姓、肤色、性别方面的差异，我们只关心业绩。这样的公司在班加罗尔很多，这是我喜欢这里的主要原因。”

社会流动性差，从上学开始就要“拼爹”

虽然“知识改变命运”并非不可能，但印度的阶层固化仍然严重，贫富差距明显，社会流动性也较差。

逸然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印度人从上学开始就要“拼爹”。考察家长背景是好学校招生时的常规做法，比如要求父母是双职工、会说外语、有特长，甚至考察是否抽烟。

任晓明接受采访时提到，他在印度生活期间曾成功为孩子申请到一所私立国际学校。他认为，入学申请表中父母外国人的身份、比较体面的工作与较高的学历起到关键作用。

逸然说，通常情况下，贫困学生很难成功申请到好的私立学校。即使受政策照顾(印度要求学校应为“弱势群体”预留一定比例的位置)，这些好学校也会千方百计再设门槛将这些学生排除在外。最终入学的孩子，也会因出身不好在学校受到歧视。

找工作同样如此。《印度教徒报》称，如果你来自“正确”的阶层，那么总会有一份良好的工作正在等你;如果你来自更贫穷的背景，那么将大学学位变为好工作的可能性就会变小。

在印度，最难突破的是伴随终生的种姓桎梏。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库纳尔·森2016年撰文称，“表列种姓”的社会流动性极低，在父亲从事“最低等级”工作(建筑工和其他体力工作)的儿子中，仅11%能从事“最高等级”的工作，即文员或者专业人士;而高种姓群体中的该比例高达25%。任晓明说，为突破种姓束缚，有人通过教育途径到新城市获得高技能岗位，然后更改姓名以提升种姓。

“虽然印度社会的传统根基深厚，但现在正处于加速变革中。”印度新德里妇女儿童保障协会秘书长莫拉蒂对《环球时报》说，印度中产阶层正不断壮大，其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必然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一代人。“对于整个国家而言，这些人的命运转变意义重大，因为它代表着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