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猪肉的北大毕业生陆步轩：80年代毕业生的碰壁经验

曾经，“北大学子长安街头卖肉”的新闻丢了百年名校的脸，撕扯着其掌门人许智宏校长的心。记者们穷追不舍，连人代会都不放过，很快成为会场热议的话题。许校长不厌其烦：“卖猪肉怎么啦？北大学生既能够当国家领导人，也可以做普通劳动者！”话虽如此，我这位百年名校的门徒具体情形究竟如何，学校一班人心中无底，于是委托北大校友会陕西分会秘书长王鸿信等人前往探望，表示愿意尽可能为落难门徒提供帮助。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闻热度逐渐冷却，大学生就业形势却益发严峻。改变期望值，转变就业观念，成为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先决条件。北大就业指导中心主任陈永利电话联系到我：“陆学兄，最近情况如何？学校想请你回来与学弟学妹们互动交流，分享你的创业心得。”我扑哧一声笑了：“我这也算创业，陈主任是开玩笑还是拿我开涮？”在长安，我是妇孺皆知的大名人。老师教育学生要刻苦努力，将来考取国家211、985大学，学生回敬：“211、985算个鸟，北大毕业不是照样卖猪肉？”家长教育孩子要发奋读书，将来成名成家，有个光彩的归宿，孩子反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卖葱儿卖蒜。读书顶个屁用，人家阿毛阿狗斗大的字识不了几箩筐，还不照样升大官发大财？”连我的父亲都说：“不上北大，咱照样能卖肉么。”自己混得灰头土脸，害得一家老小都颜面无光，何苦再回北大丢人现眼，遂婉拒了陈主任的邀请。

后来，许校长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考察调研陕西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途经西安时，专门约见我，再次邀请我回北大。我不识抬举，以同样的理由拒绝。稍后，许校长到深圳出差，约见了北大另一位猪肉佬——我的师兄陈生——两人交流轻松而愉快，师兄同许校长约定适当的时候回北大，与师弟师妹分享创业的苦与乐。

再后来，许校长再赴广东，住在陈师兄创办的扁鹊兄弟国医馆，正式向陈师兄发出回北大演讲的邀请，并且希望陈师兄能做通我的工作，一同前往。“这个包在我身上，拽也要把他拽去！”陈师兄拍了胸脯，随后电话联系我。我很为难，一方面，德高望重的许校长三番五次相邀，盛情难却，师兄又是我老板，却之不恭，双方颜面都须留住；另一方面，自己为生计所迫，操刀卖肉，歪打正着，撞上个“名人”，并非光宗耀祖之事，实在是愧对江东父老，更不可在学弟学妹面前自以为是，指手画脚。故而迟疑未决。

不久，陈师兄来到西安，考察西安市场的同时，再做我的工作。最后，我俩一起飞往北京，登上北大职业素养大讲堂。

说老实话，我很愧疚，也很忐忑，甚至有点不知所措。我此前得知，能受邀回校与在校生交流的校友，基本为业界佼佼者、行业之楷模、时代之精英，如俞敏洪、李彦宏、张泉灵，他们为北大争了光，添了彩，是母校的荣誉与骄傲！而我不同，我只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个小人物，一个受过高等教育而又为生活所迫，在西安街头摆摊卖肉的小贩。给北大抹了黑，给母校丢了脸。我只能作为反面教材，给学弟学妹们未来的职业生涯提供借鉴。

20多年前，怀着满腔热情与对未来的憧憬，我从陕西一个边远农村，踏上北京这块热土，在北大中文系度过快乐幸福甚至是幸运的四年时光。之所以这么说，是作为农家子弟，终于跳出了“农门”，没有了贫瘠土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凄苦，没有了升学考试的压力，有的是鸟语花香，书声琅琅。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因为我们是统招生，国家负责分配，只要拿到毕业证，就是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端起人人羡慕的铁饭碗。

然而，伴随着80年代末的动荡，我们戴上了学士帽。经过风暴的考验，霉运也考验我们来啦。先是无休无止的学习、反思、写心得，接着一个个同学被用人单位退回，最后发回原籍，接收劳动锻炼。这样，一纸派遣证，我也毫无例外地被发配至我家乡——陕西省长安县——一个透着古铜色气息的名字。

大家知道，古长安即今西安，现长安当时是一个市辖县，后来才撤县设区。古长安在历史上可谓鼎鼎大名，有道是“江南的才子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周、秦、汉、唐13个王朝定都长安，曾是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然中国有句古话“穷不过三代，富亦不过三代”，风水轮流转，辉煌迟早会走向衰落，大清国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长安，乃至陕西，曾经的辉煌都已化为历史，尘封起来。愚昧、落后，故步自封而又夜郎自大，如鲁迅笔下的阿Q，老是吹嘘祖上如何有钱，自己又如何不屑云云。当然，我无意贬低故乡，说这些话的意思是想告诉大家，不要以为小地方缺乏人才，从而重视人才。事实上，愈小的地方愈封闭，裙带关系愈严重，七大姑八大姨充斥各个部门，形成了牢固的关系网，一枝随风飘摇的浮萍很难扎根。在此，作为过来人，给学弟学妹们第一条忠告：干事业到大都市，在那里，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人事关系相对简单，机会多，发展空间大；混生活到小地方，这儿交通方便，房价不高，生活安逸。

1989年7月，我被打回原籍。7—9月，整整三个月，每天骑上破自行车穿梭于西安、长安之间，早出晚归，风雨无阻。但既感动不了上苍，也打动不了那些高高在上的老爷。好不容易托关系，找门路，叩开县城建局大门，却被我高中一位同学顶替了。

有必要简单比较一下我与我这位同学：我，男；同学，女；我，北大；同学，西安地质学院；我，四年本科，同学，两年大专，至于同年毕业，是她多补习两年；我先来，她后到。之所以能被顶替，唯一可解释的原因，是她的关系更硬。我当时通过曲里拐弯的关系，找到县政协主席说情；她则是找她八竿子打不着的姨夫——时任长安县科技副县长——按理，政协主席是正处级，比挂职锻炼的副处级科技副县长职位要高，说话应该更顶事。但是，众所周知，我国的体制，历来是“党委有权，政府有钱，人大举手，政协发言”，一般从副书记职位退到政协任主席，已经日薄西山，仅仅是给个待遇而已，绝无东山再起之可能；而能从科研单位到一个地方挂职锻炼，至少说明：一是年轻有为，二是政界有关系，三是上升空间很大，前途不可限量。能在人事局——要害部门——当局长，眼睛当然雪亮，自然掂得来轻重。需要说明一点，中间有没有人民币或者其他交易，不得而知。

当然，我还找过省、市、县许多部门，要么没编制没指标，要么不需要人，有的干脆只对组织，不接待个人，凡此等等。万般无奈，在一个100多万人的所谓大县，党政部门不需要北大学生，文化部门不需要北大学生，教育部门更不需要北大学生，只有一个即将破产倒闭的机械配件企业需要一个北大中文系学生解企业于倒悬。

顺便说明一下，北大建校百年，包括清华，在我们那个小县，我是唯一一个扎根的毕业生。有一个北农毕业的，比我小几岁、低几届，经常去找我，与我套乡党、校友关系。他当时分配到草滩农场，单位不景气，下海创业失败，自谋出路。至今无车无房，父母双亡；无妻无子，孑然一身。白天推着三轮车，走街串巷收购旧书报；晚上市容、城管下班后摆旧书摊。自诩为文化人，未丢掉老本行，做的是文化产业，传递人类文明。前段时间三轮车被城管暂扣，还找我说情。我给300元，让他给城管买条烟。他说不值，破三轮值不了几十元。我说沟通关系，建立感情，要不下次他还扣你。

我报到的单位是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县办企业，有100来号人，当时已经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只有厂部20多人上班。我一天班未上，被借调到上级机关——长安县计经委——写材料。计经委主任是个转业干部，团副政委，文墨不多，讲话、报告全凭我写他念。按惯例，计经委主任届满，当升任副县长。但他例外，到了人大，任副主任。后来因给县上20多位领导提意见，贴小字报，还到北京上访，被冠以“文革作风”“诬陷罪”蹲了号子，失去了公职。我由于跟错人、站错队，久久不能转正。后来愤然下海，自谋职业。但文弱书生好比旱鸭子，海水太深，不久就呛死、淹死了。

我先后干过工厂、矿洞、装潢、商店，等等。其中小本 买卖多有盈余，稍微大点，必亏无疑。究其原因，一是个人能力差，头脑不灵活。二是刚踏上社会，经验不足，掂不来轻重。第三是利益与风险同在，肥肉毕竟看见的人多，好多人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几多老板有黑社 会背景便是明证。第四，人生第一桶金至关重要，成功了，赢得资本金，确立信心；失败了，挫伤自信心，还可能背负沉重的负担。第五，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行业的选择及其切入点、时机也不可忽视。陈声贵，兰州大学本科，中科院研究生，伯克利大学博士生，攻畜牧学，在陕西凤县养野猪，亏损20余万。野猪，皮厚肉粗，瘦肉率高，不易熟，口感不好。作为野味，尝尝还行。作为食品，还是超前了。他告借无门，穷得揭不开锅，在山中挖野菜度日。通过我联系白岩松，上央视新闻频道《新闻会客厅》，被上海一家公司相中，从此不知所踪。我的忠告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创业选择自己熟悉的行业。天下行业七十二，行行都有潜规则。有的同学可能不屑运用，但你必须懂得，提早防备，才不至于临事措手不及。广州屠夫学校，不卖病、死、问题猪肉。但我每次讲课，必讲各种疾病在屠体上的反映，必讲注水猪肉、注水的方法以及隐蔽性注水的辨认。

为生计所迫，我杀猪卖肉了。有的同学可能要问，既然天下行业有七十二行，为什么偏偏选择杀猪卖肉呢？一句话：门槛低，周转快，当天见效；不需要太多本钱，没多少技术含量。广东天地食品公司董事长、我们的学兄陈生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卖猪肉比卖电脑还有技术含量。”开始我并不这样认为，否则也不会去卖猪肉，当然有可能去卖鸡肉牛肉。后来想想，他的话还是有道理，毕竟电脑零件是机械加工的，很规范，严格按照程序组装即可；生猪是自然生长体，个体差异很大，大多数情况下全凭经验把握，对分割师的技术要求很高。

顺便说明，我与学兄陈董事长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甚至有本质的区别。先说相同点，两个北大猪肉佬，大家上网输入“北大、猪肉”两个关键词搜索，一个是他，另一个是我，没有第三个。不同点在于，第一，他是经济系，我是中文系。从相貌上看，他年轻，我沧桑。事实上，他1963年生，1980级，师兄；我 1965年生，1985级，师弟。人家是老板，保养得度，加之南方水土养人，所以显得年轻；我为一介小平民，整日为生计奔波，劳累过度，加之黄土高坡风沙，故而沧桑。北大1984届经济系，那是皇帝女儿不愁嫁，分配到广州市委办公厅，接触的是改革开放前沿高端经济界人士，朋友圈子多为党政要员与企业老板；1989届中文系，发配到破产企业劳动改造，接触的是拿铁锤、斧头的，朋友圈子多为鸡鸣狗盗之徒。起点有云泥之别。第二，1992年，他在积累一定人脉、经验后主动下海，掘得第一桶金，胆气倍增，为日后发展奠定基础；1993年，我在企业倒闭、饱受排挤之后愤而跳海，兴办化工企业，因国家治污被迫关门，担负沉重债务，形成一定思想负担，被市场大潮吓破了胆，导致日后做事谨小慎微，故步自封。第三，他是企业家，我是小平民。我迫于生计，操刀卖肉，仅为养家糊口而已，所以目前没有什么发展，反倒萌生退隐之意；他去市场买菜，从中捕捉到商机，强势介入，做土猪品牌，产供销一条龙，目前广州有500多家、上海有20多家连锁店，很快在北京也要开店，连同他的苹果醋饮料，早已是亿万富翁了。

我的另一个忠告是：考入北大，只能证明我们天赋高，文化课学得好，其他说明不了什么。 有位校友薛涌，写过一本书，叫《北大毕业等于零》，不知大家看过没有。其实我也没看过。顾名思义，走上社会，我们在学校学过的知识未必用得上，需要在实践中锻炼提高自己。有一个看似奇怪的现象，不知大家注意没有。往往在学校学习、表现好的学生，走上社会没出息；反倒调皮捣蛋者，在社会上如鱼得水。其实一点都不奇怪，从幼儿园到小学，而后初中高中，再到大学，有近20年时间，几乎占一生的四分之一，而且是最可塑的时段。在学校表现优秀，经常受老师、家长表扬，周围也是一片溢美之声。久而久之，习惯了表扬、奖励，面皮较薄，受不得 批评、挫折，走上社会，没有一帆风顺，在打击、挫折中容易一蹶不振； 相反，调皮捣蛋者，经常挨批评，脸皮锻炼得特别厚，走上社会，百折不挠，往往取得出人意料的成绩。我们北大，这种情形可能更典型。

还有一点，作为全国名校，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毕业去向也是全国各地。具体到一个城市，我们人数少，势单力薄，更容易受到嫉妒与排挤。做得好，你北大的，应该；稍有差池，“还北大的，就这水平”。所以，校友会的作用非常大。我们长安区，中层领导有20多位是西安农业学校一个班毕业的，原因是区委书记是他们同学，了解，知根知底。

2003年，由于媒体的关注，我一鸣惊人。然而，我胸无大志，2004年被当地政府招安。现在，八小时之内，干党的事业；八小时之外，奔自己的小康。倒也悠闲自在。

本文摘选自《刻在灵魂深处——80年代之北大记忆》，阿忆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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