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花学运带头的反而无罪 是在“论功行赏”吗

台湾《联合报》4月12日发表评论文章说，台北地方法院对太阳花学运攻占“行政院”部分作成判决，计11人有罪，另学运领袖魏扬等10人则无罪。比起先前太阳花学运占领“立法院”者全获判无罪，这次的判决对于所谓“公民不服从”，则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形成“一个运动，两种判决”。更值得注意的是，被判有罪者均是不知名的参与者，学运领袖则完全豁免。司法的“西瓜效应”，在此一览无遗。

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农庄》中的名句：“所有动物生来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描述的正是这种景象。一场学运，有人发号施令，享受光环，变成英雄；有人冲锋陷阵，热血沸腾，却成为罪犯。太阳花学运3周年刚过，从连续两个判决结果看，只验证了台湾“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合法’”的事实；至于服贸或“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被忘得精光，又要算在谁的账上？

台湾民主虽被政治人物自夸为让东南亚“羡慕到流口水”，但司法官看政治脸色办案的情况，却始终不曾停止。“行政院长”林全一上任，第二件公文即批示对太阳花入侵“行政院”全部“撤告”，等于对此案作出了政治赦免的宣告。此一氛围明显笼罩了随后的审判，让法官心中的司法天平失去了对准的目标，而有了这两次失衡的判决。

文章指出，对于这么一次政治、社会、法律因素夹缠的运动，司法官要如何厘清其不同头绪，从法律人的立场来判别其间的是非与轻重。事实上，霸占“立法院”及“公署”当然都是妨害公务、违反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不可能不加追究。马当局无法在第一时间设法排除“立法院”占领，已经是公权力失职；而政党轮替后，蔡当局又企图透过政治提示将占领行动合法化，这势必造成日后警方执法的困难，也为法治带来严重的后遗症。但遗憾的是，从接连两项判决看，台湾法官们似乎都乐于接受这样的暗示，宁可牺牲法治，来迎合政治。

比较两次判决的结果，台北地方法院第一次对占领“立法院”的22名被告全部判决无罪，其说词尤其让人感到扭曲。那次判决，法官援引“公民不服从”运动的政治概念，来美化抗争行动。而且，在明知适用牵强的情况下，法官更为太阳花的“公民不服从”量身打造出适当性、必要性、关联性、狭义比例原则等“七大要件”。为了伺候政治，不惜刻意扭曲法律；也难怪，如此委曲求全的判决，被外界讥为法官“造法”。

或许懔于公论难犯，北院法官在后续审理太阳花攻占“行政院”案件时，虽然也有被告企图引用“公民不服从”的说法以求脱罪，但此一逻辑并未为法官接受。法官认为，冲进“行政院”占领“公署”，并不合乎“行使抵抗权”的要件；而抗争者破坏公物、推倒警察，危及执法人员安全，就该科刑究责。两相对照，第二次判决对“公民不服从”的认定并未一面倒，多少顾及了公权力执行的尊严。

但遗憾的是，前后两次判决，对于那些为首号召行动、指挥造势的学运领袖，全部都轻轻放过；最后遭到判刑（其实只是轻判）的人，则全是名不见经传的边缘分子。这样的“选择性”，除了令人有“抓小放大”的感觉，更让人觉得司法不仅在为某些特殊分子擅开“巧门”，甚至是在替台当局“论功行赏”。正当蔡当局在召开会议讨论“司法改革”之际，这两次判决，是应该视为恰如其分的合格演出？或者应看成必须改革的陋习？

台湾有一句俗语,叫“西瓜偎大边”，原意是说“吃西瓜时抄起较大的那块”,吃西瓜把较大的那块抢到手就等于占了便宜，同理，拉帮结派也好，趋炎附势也好，投票选举也好，得找人多势众的那一方才不至于吃亏。或者对事态无主见、无所谓，多数人怎么办自个也就跟着怎么办。从这种角度，“西瓜偎大边”这句俗语衍生出“跟从或转向多数人的立场”含义。如果法界竟奉行“西瓜主义”，如果法官判案通晓“偎大边”之道，台湾“司法”就不可能真正的独立。两次太阳花学运判决，皆出现“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合法”的现象，即可看出在当今政治氛围下，谁是台湾动物农庄里的贵族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