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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立报》23日刊登世新大学财务金融学系特聘教授何宗武专文指出,因为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历史,战后的台湾经济社会发展一直相当的畸形:左脑想的是计划经济,右脑想的是自由经济,做起来则是不济于事。

文章内容摘编如下:

例如,台湾的银行体系一方面像日本德国的综合大卖场,一方面又学习美国业务分离式的金融监理。大学呢?经济学博士教授群都会大声合唱自由放任,谴责政府干预是一种保护主义,是导致市场失灵的社会主义;私部门那只看不见的手,才是市场经济的上帝之手,也就是价格机能(Price Mechanism)。事实呢?台当局作庄的大学才是最好的大学。没有一个公立机构的经济学者会主张扶持高教私部门,并让其壮大;嘴上讲自由竞争的人,骨子里却是社会主义。社会上,台当局一方面推动同性婚姻与多元成家,一方面又喊生育率不足将有损实力。畸形的制度养成畸形的政客和畸形的学术人格。

玉山计划引起的种种讨论,世新大学社会心理系的詹昭能教授多次于公开平台检讨其内涵,本文就不赘述。然想要指出的是科技发展和玉山计划,问题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文化上的思想独立问题。除了本土的文史哲,学术研究的最高准则就是欧美期刊,因而养成了学术殖民地的依附视野。学术发展要能创新,文化上的思想独立性乃是必要条件。当台湾的科技应用没有创意时,就容易去找在西方沾水的华人来画大饼给我们看,或重金邀请欧美专家来台湾指点迷津。仔细看看他们讲的内容,不都是老生常谈吗?

这样就衍生出老鼠会的特征:你付钱我告诉你,这个技术很重要;你再去让别人付钱,告诉他这个技术很重要。结局就是台湾连潜水艇的自制能力都没有,连整套能源产业发展政策都没有。

FinTech乃至AI 都是技术外衣,核心是创新的洞察力;科技创意没有独立的文化视野,创新就没有文化洞察力;没有文化洞察力的创新,其实就是加工模仿的代名词。台湾近数十年来的依附型科技发展,所呈现的问题就是不断创造花俏的新术语,把科技产业变成流行产业。从纳米到云端,一路走来。

第一个问题就是大数据。Big Data多在硬件端做蛇吞象式的“比大小”,殊不知“由大返小”才是实质研发要做的事,对决策有用的资料范畴,往往不大。因此,大海捞针的艺术,才是回归问题的本质。就像没有人慢慢读一本书,再大的图书馆也不就是个空间。没有小数据的思考厚度,再大的数据库也不过就是个仓储。何谓大人?身高很高?体积很大?年龄很高?还是什么?科技的种种发展问题,就像用外在的年龄层,区分心智上的成年和未成年一样的荒唐。

第二个问题就是金融科技或工业物联网。产官学届嘴边上喊的就是金融机持续e化,继续电子商务模式;然而,实质应该是是由信息端发起的创新金融中介(Innovative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关键点在“信息中介如何让目前的金融不可能,变成金融可能”。不是“记账”,也不是“转账”,更不是“讨帐”。

从大数据的机器学习到深度学习,再嘶喊人工智能大未来,都是这样的一个技术导向的浅碟思考。我们可以观察这几年来台湾从南到北成立的各种相关中心和学程,基本上都是技术导向:程序语言、计算器原理、算法等等……写程序是一个高度流程性工作,但是洞察力却不能由流程制造出来。问题不是单方面的技术,不是大家写程序。是科技人的文化厚度,和文化人的科技素养。

在科技的创新上,明朝的东西厂都比现在要创新的多。基础研究务必是返璞归真,数理统计的一个方法论思维:若数据不是常态分布,则发现一个转换让数据的常态呈现,会有实质贡献。喧扰的科技市场,返璞归真才是教育的基础工作。

责任编辑:杨林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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