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台文缘”中的书院文化

台湾地区保留有许多古代书院。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首建西定坊书院，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成立的崇基书院为止，全台各地书院总数达62所。那时台湾儒学正处在发展时期，官方府学虽名“学府”，然而实际上只是国家考试机构，很多学生并不在其中肄业，而繁重教育任务则留下了大大小小的书院。

福建文化对台湾影响很深。从“移民”层面来说，古时许多中原人迁徙福建后又移居台湾。据《闽台陈氏名人·台湾卷》所记，仅台湾陈氏就有260多万人，其先祖大多来自福建闽南地区。而单单三坊七巷的一面历史，就刻画着闽台两地许多故事。如刘家谋任台湾府学训导，陈衍曾入刘铭传幕中“掌记室”，刘抚台间不少文件皆出其手，还有杨雪沧在台湾纂修《淡水厅志》，沈葆桢更被后人誉为“台湾近代化先驱”。严复也曾考察台湾，而其“亲家”即出自台湾大家族“板桥林家”，林尔康曾定居杨桥巷，他的女儿林慕兰与严复子严叔夏结为夫妇，缔结百年之好。

台湾的大家族，除“板桥林家”外，举其大者还有“雾峰林家”“大龙峒陈家”“丰原廖家”“北埔姜家”“瑞芳李家”“达观洪家”“两岸丘家”等，这些家族成员多为社会精英，他们投身经济建设，献身抗敌御侮，遂成地方望族。其功业成就与德行，触动人心。丘氏一门秉承“晴耕雨读、文武传家”传统，培养众多人才，著名者有丘逢甲，1889年中进士后，曾主讲于台南崇文书院、台中弘文书院、嘉义罗山书院。1897年，任潮州韩山书院院长，其后又在潮阳东山书院、澄海景韩书院主讲，还创办了潮州同文书院；“大龙峒陈家”的陈维英（1859年恩科举人），曾任台湾仰山书院、学海书院山长，作育英才，不计其数，清末曾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的张亨嘉也是他的学生。

书院文化是“闽台文缘”重点内容。台湾书院的发展与福州书院及文化教育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即鳌峰书院对台湾书院的影响。

鳌峰书院在全国享有崇高地位，也是当时台湾学子心中向往的求学圣地，他们在闽都努力学习，学成返台后积极传播闽都文化教育精髓，为促进闽台教育事业发展与文化交流起到桥梁作用。台湾淡水厅举人李藩岳，曾就学于鳌峰书院山长郭柏荫门下。福州闽县人薛士中是著名理学家张伯行的弟子，鳌峰书院生员，后来他担任台湾府儒学教授，并出任海东书院山长，讲学达6年之久。

台湾书院的建筑风格、组织结构等都与福州书院相同，书院名称也仿自大陆。台湾规模最大的海东书院，其学规就是直接从鳌峰书院模仿而来。另外，福建巡抚孙尔准巡视噶玛兰厅时，见仰山书院诸生有志向学，遂从鳌峰书院书中抽拨《史记》《诸葛武侯集》《朱子文集》《周濂溪集》等45种约170册，供师生研习、浏览。

登瀛书院是全台诸书院中建筑保存最完整者之一。虽几经修葺，却仍是初建旧貌。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洪钟英等发起募银兴建登瀛书院。书院教育目的是为科举服务，但旨在敦品励学。自创办以来育英颇众，林文察、洪玉麟及文学家张深切、历史学家洪敏麟等，皆一时俊彦。日据时期，中国传统教育受摧残，书院逐渐衰微，仅存祭祀功能，遂转为“文昌祠”，至1985年11月，复名“登瀛书院”，并被列为古迹进行保护。

许多古代书院的样貌多只存留在某张古图中。而笔者在登瀛书院所见，从主殿、照壁、厢房、杂房等书院主要建筑，到书院中保留的“云路先登”执事牌、墙面泥塑、梁上木雕、彩绘门神像等，这些皆为书院珍贵文物，它们的存在也构成了书院的“实录”，使人可以再回现场。

书院并没有淡出当地人视线，每年考期将至，总有考生复印准考证放在文昌帝君神位前，祈求顺利通过。书院正殿门楣有一联，传为山长洪月樵所撰：“登云有路志为梯，联步高攀凤阁；瀛海无涯勤是岸，翻身跳进龙门。”这种期望，从古至今没变。杂房中一块“科名录”板，彰扬着当时教育成就，院中一方赑屃碑，记载着书院兴废历史。

敬惜字纸之风由来已久，早在宋代就普遍存在。在书院里，一位授课老师讲述道：“当年建书院时，就把教育的目标挂在大殿上面，叫作‘学教敦伦’。”“以前书院请一个人挑着字纸篓，沿着各村收旧纸，人们听到‘收字纸’的喊声，就把那些写过字的纸交给他。收旧纸人挑回书院后，就在敬纸亭中焚化。每年冬至，再把这些灰烬送到溪里，让其流走。这个过程叫作‘送圣迹’。”

书院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淳化了地方风气；书院制度衰落以后，社会风俗，家族信仰、观念等也反作用于书院，使它更具“色彩”。登瀛书院的存在，使单个书院的“整体研究”成为可能。（福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