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书信体” 建构纪录片叙事新视角——评《两岸家书》

纪录片《两岸家书》播出后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尤其是在年轻观众较多的视频网站哔哩哔哩获得了普遍认可，满屏飘着“回家”和自曝家乡的弹幕，既表达着情感的共鸣，又代表着身份的认同。很多观众与影片讲述的人和事并无交集，为什么仍然止不住流泪？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书信体”带来的叙事视角，激发了人们普遍的乡愁。乡愁是文艺作品经典的母题。不过，要找到合适的方法表达乡愁，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对于纪录片这样一种体裁，在以往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它以“旁观者”视角带来的客观性见长——宏大的叙事视角、全景式叙事方式和随之而来的历史感、真实感等审美体验。这种方式的优势在于对事物进行大而全的描绘，便于呈现整体面貌和来龙去脉，同时也有着先天的缺陷——当视角足够大，描述足够全，就难以呈现内部的幽微之处。

近几年出现的一批“书信体”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纪录片的先天缺陷。从《书简阅中国》到《两岸家书》体现了这样一种趋势，纪录片尝试以“书信体”打破旁观者迷思，让视角进入内部，离具体细节近一些、再近一些，那些小人物和小事情得以被看见。《书简阅中国》讲的是古代，《两岸家书》则从清代一直讲到当下：张士箱家族、连横家族、许寿裳和编译馆、王德耀和刘谷香的爱情、东山岛的“寡妇村”、高秉涵送老兵“归乡”等故事娓娓道来，小人物的肖像拼贴成时代的画卷，个体的悲欢交织成群体的史诗。

由于视角足够近，琐碎的日常、细腻的情感被清晰地呈现出来，成为影片最生动、最感人的部分。连横给在大陆谋生的儿子写信，告诉他晚上不要烧炭，以防一氧化碳中毒。这一幕凸显了老父亲对儿子的担忧：台北和北京相距遥远，气候差异巨大，儿子的身体能适应吗？这像极了今天的父母给儿女发的微信。对于父母来说，担忧子女的身体是那么具体又那么普遍的心情。当然除了担忧，还有建议——如何赚钱。连横告诉儿子，某些古董在不同城市之间有价差，可仔细辨别然后转手获利，多么像没有金融经验却常常想要指挥子女理财的家长！如果说连横写给儿子的日常互动让我们感受到父子之间的亲昵和爱，那么高秉涵的日常则更多地关联着痛苦的记忆。高秉涵小众的“忌口”是离家那天的经历在他的身体上刻下的印记。被迫离家时，母亲给了他一个石榴，车越开越远，他咬了一口，听见母亲的呼唤，回头看，却再也看不见母亲的身影，他流着泪摔掉石榴，从此再也不吃。

世界是无限的，生活复杂，情感琐碎；而每一种语言都是有限的，不能将其穷尽，因此我们会常常感叹“言有尽，意无穷”。文艺作品的价值不在于彻底还原现实世界，纪录片的价值也不在于无限逼近客观真实，而是在于克服媒介的局限性，打开想象的开关，让想象带着观众回到彼时彼刻，从而建构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并非违背客观真实，而是在于以艺术的形式更好地对后者进行提炼和呈现，使其具有审美性和感染力。《两岸家书》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书信是可信史料，一封封家书写下的是个体的生命史，也是家庭的、民族的、国家的变迁史、发展史。主创团队用了3年时间，对所用史料展开严谨考证，对涉及的人物进行详细访谈，从万余封家书中提炼出30个故事作为主要的叙事线索，这些扎实的工作保证了这部纪录片的历史可信性。

书信不仅是史料，更是一种讲述方式——“书信体”，它以“个体式小叙事”克服了“全景式大叙事”的局限性。“个体式小叙事”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个体关联着时代，家庭关联着民族，小关联着大。其意义在于令人容易进入并且产生共鸣，也就是说，它以艺术真实为钥匙，为观众打开了一扇通往历史真实的大门。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