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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青网-北京青年报7月1日报道  表演是个感性的活儿,但张颂文却像个科研工作者一样“较真儿”,凡事都爱问个动机,问个为什么,以至于经常把导演、编剧“逼疯”,求饶道:“你随便吧,按照你自己想的演就可以。”

在电影《革命者》中扮演李大钊先生也是如此,张颂文想弄明白李大钊何以从一个乐亭县大黑坨村的农民,成长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何以有如此坚定的信念,让他在牺牲面前那么坦然?张颂文说:“李大钊先生的那种大无畏精神,不是我张颂文的思想格局能够得着的,我生怕我因为不解而产生不敬,因为我不解就会演出迷茫,演出迷茫,观众就不会接受。”

如今,《革命者》将于7月1日上映,张颂文对记者说他的内心很忐忑,拍摄时他担心自己演不好守常先生,现在,他又担心观众能否接受,“这是我从业以来最不自信的一次,我觉得我不可以用表演技术来完成这次塑造,如果我使用演技去塑造李大钊这个角色,我是对不起他的。所以这次,我更多的是希望试图能理解他、走近他。”

 绝不能演砸李大钊

 从李大钊的幼年开始研究

《革命者》由管虎监制,徐展雄执导,梁静任总制片人,以李大钊上绞刑架前的38小时为倒计时,用多视角的叙事结构,从出身不同阶层、持有不同理念、身处各类群体的多组角色入手,从父亲、丈夫、师友、对手等多重身份,对李大钊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全面解读。影片还原了一个更有血有肉的革命人物形象,更具烟火气,更有人情味,李大钊不只活在文献史料里,更活在一粒一粟、一血一泪当中。

接到邀约出演李大钊,张颂文脑海中蹦出的四个字就是“无上光荣”:“我何德何能能演李大钊,太荣幸了,接下来想到的就是‘麻烦了’,担心这个角色我能不能演得了。”

张颂文回忆说,那时离电影开拍还有一个半月,还没给剧本。张颂文的回复是试试,“我跟他们说最好找备份演员,‘万一我准备中觉得自己不能胜任,我马上告诉你们’。我不想打没有把握的仗,李大钊这个人物是不能承载失败的,虽然作为演员,你一生中有很多角色可以演,演砸了也行,但是我绝不可以演砸李大钊。”

答应试试之后,张颂文埋头15天看了大量资料,李大钊在张颂文心中的形象日益丰满,在这些资料中,张颂文说李大钊的幼年成长经历对他触动很大:“李大钊父母早亡,他是被爷爷带大,小时候也遭遇过很多白眼,被骂没爹没妈,这样的孩子往往会发展为两个极端的人格,要么极度自卑人格分裂,要么自强不息。李大钊是后者,他接受的教育和他强大的自律能力,让他慢慢成长为一个伟大的人。”

讲起李大钊的故事,张颂文滔滔不绝,他说守常先生的爷爷曾经为他请了三位私塾先生,一位比一位厉害,第三位先生甚至曾经到国子监参加过殿试,“就是说这位私塾先生不但有真才实学,而且是见过场面的,李大钊虽然生于农村,但他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之后又接触到西方科学,又去了日本,他的自强不息,强大的自律能力,他的学识、眼界,让他能够在中国最为至暗的时刻,看到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与其抱怨黑暗,不如提灯前行。”

出演之前,张颂文对扮演李大钊充满敬畏感,“我每天出发去片场时更多是忐忑,我对自己演的每个角色都充满敬畏,但是这次是‘敬畏之最’,而且演完之后更敬畏了。”

不能接受只被认可外形像

喜欢即兴加词加戏

对于李大钊这个伟人,史料多是阐述事件而极少阐释性格,张颂文认为这是表演的难点,“我怕自己无法表达出一个真实的李大钊,很怕这是张颂文的理解,不是李大钊的真心。审片时,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和李大钊之孙李建生写了一个公函,里面写了很长一段关于我的表演,我很激动,我觉得能被他们认可比什么都重要。他们觉得我演出了祖辈,演出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就很高兴,我怕我演成符号。别人说你样子很像,那是剧组化妆老师的功劳,不是我演的样子,作为专业演员,我不能接受人们只说我外形像。”

李大钊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如何演出那种坚定的内心让张颂文也想了很久,“我想要不要演出他的犹豫,坚定是不是就没有思考?我需要做选择。反复掂量之后我觉得不对,如果一个人不思考,毫不犹豫地说答案,那其实挺不对劲的,最大的坚定应该是深思熟虑后的坚定,那才是信仰的力量。”

张颂文喜欢即兴发挥,情绪到了灵感来了,他就开始发挥了,有一场戏是拍李大钊和老百姓在农田,导演让他随便演,耕田也行,聊天也行,“我就看见旁边一位老人家在抽烟袋,用麦秆点着,我突然觉得不错,就跟导演说我要抽烟,导演说拍抽烟未必能播,我说不管,先拍了再说。我就坐地上,刚坐下,一条老黄狗就过来了,坐我旁边,抽烟袋的老人家和我聊起家常,问我家里种地没,水稻的水从哪儿引,我就说试试老人家的烟袋,他把焦黄的烟袋递给我,我说试试刚抽一口,太呛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抓到了李大钊的一个气质。他这么有名望的人,为什么却能和百姓打成一片,我觉得自己在那一刻突然就能感受到了。”

张颂文还会即兴加词,例如片中他问妻子赵纫兰:“你觉得我做的这个试验能成功吗?”这是张颂文自己加的:“因为我要演出李大钊的人性,他除了坚定,也有矛盾、脆弱和犹豫的地方,这些侧面会让这个人物更立体。”

片中,李大钊倡议上海工商各界联合起来罢工一小时,威胁俄国使馆交出暴徒,最终一番交涉罢工三小时,俄国使馆无奈交出暴徒,他们对李大钊心怀恨意,说让他等着,而李大钊淡定地回以“Welcome to China”:“这是我临时加的台词,中国当自强,不是今天才提的,已经提了几百年了,每个时期都在提,我辈需崛起,华夏当自强。”

做“表演指导”过演员的瘾

不要迷信名气带来的安全感

张颂文如今已成为公认的“演技派”,他大器晚成的故事也颇为励志。24岁才考进北京电影学院的他,当时是全校年龄最大的学生,因为是广东人,学习普通话时间晚,到了电影学院后,人家学表演,张颂文要先练习普通话,每天在校园一角从“四是四,十是十”开始,他在《时间的力量》里曾讲述自己每天嘴里含着石头练习,曾经因为叫“导演儿”闹过笑话。

毕业时,张颂文以专业第一的成绩毕业,备受老师期待,没想到毕业后三年没戏演,毕业后第一年他见了300多个剧组,全被否决,第二年200多个,第三年200个左右,三年被七八百个剧组拒绝。

三年之后,张颂文开始接了很多小角色,慢慢以娄烨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被不少人发现,更以《隐秘的角落》而大火,被发现是个“宝藏演员”。

做演员默默无闻的那些年,张颂文在演员圈内却是个“神人”,他以“表演指导”著称,很多人不会演戏,别人就会推荐去找张颂文。

提及何以会做表演指导,张颂文讲述说,2002年他留在北京电影学院担任表演助教,那时有很多港台演员来内地拍戏想学习,但是,他们也不可能再花费几年的时间上电影学院,就说香港TVB有艺员培训班,希望剧组也能为他们找老师来短期培训一下,于是剧组就找到电影学院,希望派老师去剧组与演员一对一交流。“我最年轻,于是我就去了,教了几次就传出去了,说可以找张颂文,越来越多人介绍。有几年我拍戏机会少,教表演就成了收入之一,演员觉得我挺神的。我那时太想演戏却没有机会,我教他们比他们自己演时还投入。有时演完以后,导演来看我们上课,我跟导演说我再给你演一遍,他们看了后说,哇,你演的太好了。”

张颂文说自己没有演戏的机会,所以只能在当表演指导时过演员瘾,让他想不通的是,大家认可他的指导,可是为什么还是不让他去表演呢?“这个行业特别相信安全两个字,我现在稍微好点了,大家说‘找到他,戏就有保障了’,还是当年对我那套,在他们看来,当年的我没有名气,戏就没有保障。我现在有时会说,这个角色可以找谁谁谁,他们说没听说过,为什么听说过才相信呢,适不适合试戏不就知道了,没有名气连试戏机会都难有。”

张颂文对此有些无奈,市场给予新人演员的机会,目前也并未有太大改善,“我希望这个行业不要迷信所谓名气带来的安全感,我从来不相信,明星能带来票房保证。”

爱问动机 为此还上了心理培训班

在熬了三年没戏拍后,张颂文接到了一个小角色,副导演和他说是和男女主演一起拍戏,到片场他才知道,原来是男女主演在一起吃饭,他和六七个人在后面吃饭,“30元一天的群众演员,我不能说不演,因为如果不演,别的表演机会也不会有。”

但这次表演并不愉快,因为张颂文不停在提问,这角色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多大年纪?人家说不用管叫什么做什么工作,就你这个年纪,他又问人物是什么性格,人家说你就坐那儿吃饭就行了,他又问这个人物的父母是什么教育水准,人家说你不拍就走吧,后来再被追问,就说让他走吧。

对于张颂文来说,他扮演角色,不管是在镜头外的50米还是100米,他都想知道这个人的来龙去脉,怎么来的,做什么的,最近看了什么书?这种“十万个为什么”的追问精神让张颂文将编剧折磨得很苦,也促使他阴错阳差地上了中科院的一个心理培训班。

那是2009年,张颂文讲述说他在演戏和教表演过程中,无法和编剧达成一致,他跟编剧说开场和后面不对,从这个人物的性格考虑,他做不出后面的事,是不成立的。编剧说要的是故事好看,“‘你说性格不成立,那你说说他性格是什么’,我说不出来了,我只能说个皮毛无法说服他,所以,我得去了解性格。有人给我介绍巴甫洛夫的心理学,我还特别喜欢世界第一催眠大师艾瑞克森的故事,研究他,但研究得痛苦。朋友就帮我报了个心理培训班,说我被录取了,我背着书包就去了。”

去了以后张颂文蒙了,因为一进去人家都穿着白大褂,递名片都是这个医院,那个科室,“人家问我您是哪个医院,我说广东的,我都不敢说自己是演员。”

上课第一个星期,张颂文说自己仿佛在看天书,老师问他治疗自闭患者要用什么波段治疗,张颂文只好跟老师坦白自己是演员,完全不懂,“那个班很贵,我那时候又穷,既然已经交学费了,我也舍不得走,我天天熬着,熬了一个月,这些医生们教我基础理论,帮我追上了进度,现在很多医生还是我的好朋友,有人前几天还和我说‘文仔,我刚看了你的《扫黑·决战》,你这个人物是服务型人格’。”

张颂文的记忆力总被人称赞,因为他在回忆往事时会清楚地记得时间和其他细节,但张颂文说他的记忆力在这个培训班上一点也不出众,“一次有个90多岁老太太来给我们上课,她是被扶着进来的,她在黑板上写了几百个数字,让我们看,然后让我们转过身去按顺序写黑板上的数,我写了11个就实在写不出来了,对答案时发现我第六个开始错,班里有人第一个就错了,有三十多个才错的,这个数字没有规律,就是随机写的。老太太让人在黑板上又随机写了100多个数,她和我们聊天,聊完之后,她一个不差把这100多个数字按照顺序全写对了,她已经90多岁了啊。这节课让我知道了人的记忆力的秘密。据说全世界记忆能力最强的人,死亡时他的脑容量用了不到千分之一,所以不要担心自己会记无用的信息占用大脑空间,你大胆地记吧,你就是把图书馆搬进脑子里,也不会占用太大空间。”

虽然上错了心理培训班,但张颂文却依然有所收获,他说犯罪心理学对他的表演非常有用,“犯罪心理学就讲动机,有一次我拍一段戏是讲一个人吃完早餐要把盘子扔到一边去,我问导演理由,因为我觉得角色的性格不会把盘子拿过去,导演受不了我,就说‘你舒服就好,按照自己的来吧’。”

有因才有果,张颂文无比重视动机,他说自己喜欢用科学的手段表演,“所以我喜欢演生理反应,被水烫自然会把手缩回去,不缩那就不是正常反应,在《革命者》里,我一定要搞明白李大钊言行的动机,动机不成立,我过不了自己心里的坎。”

不怕被比较 感恩有好作品出现

张颂文演绎的李大钊上绞刑架时的情景把《革命者》推向了悲壮的高潮,守常先生在牢房中背着光、侧身而坐,听着自己行刑告知书时的那份优雅镇定;在剃头前与战友们的谈笑自如和对于人间的一点点留恋;脖子套上绳索时说出的那段“你们一定要相信……”的肺腑之言,都是极其震撼的画面,显示了张颂文的表演功力,可以看出,张颂文调动了全部的身心力量,去贴近守常的心灵世界,展示了生命应有的体面与尊严。

6月26日的《革命者》首映式上,《觉醒年代》导演张永新,主演张晚意、查文浩也来到现场,张永新说:“看到李大钊站在绞刑架前的时候,我的心跟着痛,好像看到了1927年那个不堪回首的时刻。”

《觉醒年代》珠玉在前,问张颂文是否担心他扮演的李大钊会被比较,张颂文很自信地回答“不怕”。他说《革命者》快杀青时,《觉醒年代》开始播放,他看了第一集开场,说“这电影真好”,别人告诉他这是电视剧,“我没再看,因为我拍戏时不能看别的作品分心。拍完《革命者》之后,我看了这个剧,拍得真好,同行之间有演的好的,我很开心。”

张颂文说他感谢《革命者》在《觉醒年代》之后上映,因为观众会有个参考,“有好作品出现,我很感恩,因为可以让大家在娱乐之中学习历史。”在张颂文看来,学习历史、了解历史显然是必要的,“我认为了解历史有三个好处,一是懂得珍惜当下,二是懂得开创未来,三是可以拥有智慧。”

如今的张颂文已经投入到了新剧的拍摄之中,但是《革命者》的拍摄场景甚至机位、影片的台词,张颂文仍能清晰地向记者回忆出来,可见投入之深。张颂文也非常渴望听到观众的真实反馈,“说我演的好也罢,演的不好也罢,我只是演出了守常的冰山一角,无法完全还原他本人,但是守常的精神在我未来很长道路,会伴随我很久,甚至终生。”

文/本报记者 张嘉

责任编辑:肖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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