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厦门（六）：“近平同志虽然年轻，但涵养很好”

近平同志曾亲口对我说：“我的价值观、人生观来源于我的家庭，来源于我在陕北艰苦地方上山下乡，来源于劳苦大众，所以我就选择走从政为民的道路，不会走别的道路。”所以他现在能非常坚定地说“不忘初心”，他不是激情之下说出这样的话，而是有着深厚家庭根源、社会实践根源的，这些使他能够坚定地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可以说，能够有近平同志这样一个领袖人物，是党之大幸、人民之大幸。

采访对象：

吕拱南，1939年3月生，福建厦门人，工程师。1980年12月起先后任厦门市计委科长、常务副主任；杏林台商投资区区委副书记、区长；市台办副主任、巡视员。厦门市委咨询委员会常设委员。

采访组：吕主任您好！习近平同志1985年来厦门任副市长的时候，您在市计划委员会工作，你们见面的时间比较早吧？

吕拱南：是的。近平同志刚来厦门当副市长，我们就见了面。当时，市计委的办公室在政府办公楼的二层，他在三层，他来二层走了一圈，跟大家一一见面握手，让人感到特别亲切。

近平同志任职厦门时，我是市计委的一名副主任。近平同志是副市长，跟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就是打个照面，不一定能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但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却是很深刻的。我清楚地记得，他那天穿着褪色的中山装，头发大概有半个月以上没理了，比较长。我形容他是“从农村出来的干部”。因为当时厦门这边的干部在着装上已经先走一步，不穿那种四个口袋、有盖子的中山装，而是穿没有盖子的三个口袋的中山西装了。

起初，近平同志分管农业、农村、同安县，以及经济协作办（主管国内省市到厦门来的企业的批准、管理，即“引进来”），这些都不在计委口。后来近平同志当常务副市长，我和他的接触也就逐渐多了起来。

采访组：在您后来和习近平同志的接触中，他又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吕拱南：随着接触的增多，我对近平同志的了解也逐步深入。在我看来，他为人忠厚朴实、淳朴坦然，不讲官话、说话实在，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考虑问题非常全面周到。

近平同志非常谦虚、低调、平和，对别人很尊重，如不管是什么职务的人，他都按厦门地方的习惯称呼，不会直呼其大名（连名带姓），使人感到亲切。每次到基层调研或者出差之前，他都会对我们这些同行人员做“安民告示”，明确意图、行动安排，要求我们自己做好准备，他很细致周到，甚至连住宿、交通都亲自安排或过问。

我想，近平同志这种优良品行，来自良好家风的继承与社会实践的磨砺。他出生在革命家庭，父母严格的管教使他与同时代成长的普通孩子别无两样。他跟我讲，他在北京胡同里长大，是地道的“胡同”孩子。吃苦、耐劳、奋发，从小就在他身上刻下深深烙印。父亲的勤奋、严厉、平易近人、工作上的认真、善待他人的美德，都一一被他继承下来。这些美德在他艰苦的陕北知青岁月中派上用场。

在陕北农村的七年时间里，近平同志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使他深深地了解群众所想、所盼、所求。广大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深深扎根于他的人生价值体系里。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国家机关，但从未忘记基层农村的盼求，就再一次选择到艰苦的冀中大地为改变农村农民的面貌而奋斗。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指出，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有出路，兴办经济特区是最前沿的开放形式，要大胆探索、敢闯敢试，杀出一条血路。面对国家战略机遇和人生锻炼的机会，他来到厦门经济特区工作，人生道路从此迈入更为重要的关键一步。

近平同志曾亲口对我说：“我的价值观、人生观来源于我的家庭，来源于我在陕北艰苦地方上山下乡，来源于劳苦大众，所以我就选择走从政为民的道路，不会走别的道路。”所以他现在能非常坚定地说“不忘初心”，他不是激情之下说出这样的话，而是有着深厚家庭根源、社会实践根源的，这些使他能够坚定地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可以说，能够有近平同志这样一个领袖人物，是党之大幸、人民之大幸。

采访组：请您回忆一下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主抓哪些方面的工作？

吕拱南：近平同志的工作方法很好，所以我们都愿意在他手下工作。他的思想境界也很开阔，给人以很大的启发。他刚来的时候，市里安排他协助王金水工作，后来他自告奋勇抓农业。

1987年，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以后，近平同志在主抓发展战略的同时，还主抓八大工程中的信息工程、筼筜港（筼筜湖的旧称）污水治理和特区道路工程及其他重大项目。我在他直接领导下，还联系厦门烟厂、同安矿泉水厂、同安银城啤酒厂等项目建设，每次都是近平同志亲自找我了解项目具体情况和进展，安排我去把一个个事情落到实处。他隔一段时间就会主动过问一次。近平同志是一个心很细的人，他不讲虚话，问的问题都很具体。我善于搜集与记录，背包里全是材料，要是忘了数字，就赶紧拿出来看，近平同志一问，我就能很快给他答案。这样一来，近平同志就比较多地找我了解情况、布置工作。

采访组：厦门国际银行是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习近平同志当年很关注这个银行的开办。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吕拱南：厦门国际银行是20世纪80年代经国家批准的首家中外合资银行，近平同志对这家银行确实关怀备至。他参加开业典礼并接见香港贵宾，还多次亲临指导工作。2010年来厦门时，仍然惦念着国际银行的近况。

经济特区兴办早期最急盼解决的就是引进境外资金与技术。近平同志在厦门最为重视的工作之一就是多渠道引资，以解决燃眉之急。他分管市计委工作后，特别重视金融业务与外国资金的吸纳，厦门国际银行的引进就是成果之一。

厦门国际银行是由香港的泛印银行、建发银行和内地的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合资方式成立的，可以非常方便引进香港资金到厦门特区，所以近平同志对厦门国际银行高度地重视、关心和支持。在各方面全力支持下，国家首先批准给该银行2000万人民币额度的贷款指标。厦门国际银行的成功经营范例，使香港的泛印银行、建发银行，厦门的大华银行相继经国家批准登陆厦门经济特区，厦门国际银行亦到厦门以外的地区设立分支机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时在工作中有哪些特点？

吕拱南：近平同志看问题的角度往往和别人不一样，比如对待建立同安银城啤酒厂这件事。在20世纪80年代，同安县有两个“金娃娃”，一个是高岭土，是做飞机、导弹都要用的原辅材料；另一个就是矿泉水，打井进去，能喷很高，水质又好。同安什么工业都没有，所以对于高岭土，当时也就是做模具，价值太低；对于矿泉水资源，我开始没有想到是做啤酒的优质水源，只想到能做瓶装矿泉水，但价值也很低。近平同志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亲自来跟我讲，他跟银川方面达成了合作意向，告诉我银川方面会有啤酒花运过来，用他们的技术跟原材料，用我们的矿泉水资源和资金贷款，合作搞一个啤酒厂，还叫我帮他们解决资金贷款问题。他说：“我们搞特区建设，不要光为特区自己想，要注意内联外引，要想想其他的地区。”另外，他在抓主业工作的同时，又谆谆教导我们，切不可忘却，社会的稳定对经济特区非常重要，也要抓好，不要光搞外向型的经济工作。

近平同志虽然年轻，但涵养很好。有一次他带着我和另一名同志去集美区办事，等人等了半个多小时都无法安排到接见议程，他也没有不高兴，就说人家工作忙，下次再来。还有一次去北京某部委汇报国外贷款问题，本来都联系好了，结果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态度非常傲慢，说：“经济特区简化批准手续，要找就去找国务院，不要找我。我办不了。”说完就走了，把我们晾在一边。近平同志听完，当时什么话也没说，带着我们离开了。一直到单位门口他才说：“这个人真不会办事，如果解决不了问题，也要让人家高高兴兴来，高高兴兴走。”

他从来不摆官架子，很注意倾听别人的意见建议。筼筜港道路施工，因为筼筜港湖底下都是厚厚的烂泥巴，群众来信反映说设计施工紧迫没有处理，担心会沉降；另外，筼筜港的水排不出去，下大雨、涨潮时会淹没，退潮时会沉陷，问题都很多。近平同志当时就找我去，正好我学的是水电工程专业，我跟他讲了两条：第一，设计标准只有20年，如果要提高标准，那就要垫高，就要延期，八大工程就不能如期完成。他服从现实，说以后再垫高。第二，烂泥会不会沉陷的问题，跟道路载重、汽车载重有关，解决办法第一个是打桩，第二个是扩大承压面积，换沙，排水。他听完以后说：“就按你说的这个办。”

近平同志做事非常细致。有一次我陪他接待外商，他对外宾的住宿、谈判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到，甚至对安保都提出具体要求，让公安局派了部车去引导，做到有备无患。他在推动厦门经济特区工作时，交代说凡涉及国家资源、计划中的产供销问题、资金来源（特别是外汇）平衡问题，一定要勤跑省与中央部门，以求取得支持。例如，厦门经济信息中心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示范项目，为此他亲自几次到单位视察，对信息中心办公地点的选择、设置的科室、信息选择、设备的选择（型号与数量）、高端人才引进（共120人的编制）从不遗忘过问，特别交代他要定期听取汇报、进行检查，最后在明察细目后才核准数额上报。这是他细致的一面。

生活中，他酷爱读书，视野很宽阔，有很强的思维能力，常用以古比今的方法，深入浅出地谈论问题，强调重在实践与效果，绝不海阔天空。他也非常虚心向他人求教，在厦门工作期间，他多次对我谈及政协工作，极其重视来自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他常说，政协委员中人才济济，他们提出的意见建议一般都有理论根据和一定的事例佐证，我们必须虚心倾听、慎重接纳。

近平同志当时的秘书是厦大毕业的硕士生。他总是通过秘书联系厦门大学知名教授，向教授们借阅名著或登门请教。他经常读书读到很晚，如饥似渴地汲取精神文化营养，提升自己的业务知识与分析能力。他还和当时的一位副市长约定，只要彼此都有空，就利用中午吃饭的一个小时进行交流，一直持续了两年多。

采访组：我们知道，习近平同志走到哪里都关爱干部群众、关心职工生活。在厦门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吧？

吕拱南：近平同志关心关爱干部群众的例子俯拾皆是，体现在微小的行动细节中。比如1986年，他亲自审批兴建原厦门市计委经委宿舍，宿舍建成后，亲自来我家探望，使我终生难忘。我经常对周围的同志讲：“像习近平同志这样一位市级领导，是唯一一位到我这个普通家庭关心慰问拜访的市级领导，用现在语言表述就是‘我真值了’！”

他对那些肯钻研业务、好学上进、书写调研论文课题的同志，很乐意以文字加以肯定，题写序文，勉励他们继续登高望远。在他即将离任福建前往浙江工作时，还亲自写了一封勉励信寄给我，希望我在对台工作上继续书写好材料，把好意见寄给他。2002年，曾经与近平同志在厦门一个班子里任副书记的李秀记同志把自己工作时的文稿结集为一本书《从政二十春》，当时已到浙江工作的近平同志满腔热情地为他写了序言。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厦门之后，您与他还有哪些交往？

吕拱南：近平同志去宁德工作期间，我没有到那里找过他。但他到福州工作后，我利用出差，倒是经常过去找他，因为那时候我到杏林区工作，后来又到台办工作，经常给他提供一些台湾方面的相关资料。他调到浙江去当省长的时候，还特别托秘书跟我说：“这一年我看了你给我的材料，充实了我对很多台湾问题的认识。如果你以后有材料，还可以给我。”

2010年，近平同志到厦门参加“9·8”投洽会，接见了福建代表13个人，其中就有我和郑金沐。他以回忆的形式肯定了大家对他任职福建期间的支持与重要事项，并要求大家继续努力工作。他亲切地叫我“拱南”，拉着我问了相关问题。直至今天，回想起那一段在他领导下工作的经历，回想起2010年他接见我们的情景，我心里仍然涌动着一股暖流。

（转载自2019年7月26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