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水穿石”的概念很符合宁德实际,虽然有人发牢骚,但经过习书记一番耐心工作,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就被打消掉,干部群众的头脑也清醒起来了。“弱鸟先飞”的概念确实鼓舞人心,给人长志气。虽然以前大家有一些自卑心理,但“弱”是现实,要从自己身上找落后原因,要奋勇“先飞”。只要有志气,就能后来居上。“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的思想,一直贯穿于习书记在宁德工作的始终,并被闽东人民传承发扬,称之为“闽东精神”。
采访对象:
林思翔,1943年7月生,福建连江人。1983年5月任宁德地委委员、秘书长,1989年7月任行署副专员。其后任福建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省政协常委、经科委副主任。
采访组:林书记您好!习近平同志刚到宁德工作时,干部群众对他期望很高,他当时是怎么给大家做思想工作的?
林思翔:听说习书记来宁德,闽东人确实抱有很高的期望值。因为大家听说习书记的父亲是中央领导,只要从上面要些大项目,就可以把闽东的经济发展起来。闽东那时候真穷啊,交通又闭塞,干部群众有快速致富的美好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本身缺乏志气,老觉得闽东在省里什么都是落后的,经济上体量小,发展又比较慢,滋生出比较强的“等靠要”心理。
在这种情况下,习书记不得不给大家浇“冷水”。他讲:“我不是来当‘采购员’,不是背着项目来的,而且贫困问题也不是靠项目就能得到根本解决的。大项目是要发展,但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就不能急。现在公路等级低,铁路也没有,港口码头开发也不具备条件。我们闽东不可能一夜就富起来,不能寄希望于一下子抱个‘金娃娃’。事物的发展,外因永远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本。关键还是要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力量凝聚起来。人穷志不能短,扶贫先要扶志,只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最终摆脱贫困。”这些是他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与此同时,他响亮地提出了“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的思想。
习书记提出“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站位高,也很有新意,大家听了感到很新奇,但不太理解,甚至心里觉得不太舒服。宁德人穷怕了,恨不得一夜致富,可习书记却提出“滴水穿石”,需要有个适应和接受过程。习书记做思想工作很有一套,润物无声,不用行政命令来强制大家,而是花些时间慢慢跟大家解释,推心置腹地交流,解开人们心里的疙瘩。慢慢地,大家都觉得还是习书记讲得有道理。一方面,“滴水穿石”的概念很符合宁德实际,虽然有人发牢骚说“滴水穿石”滴到什么时间还不知道,但经过习书记一番耐心工作,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就被打消掉,干部群众的头脑也清醒起来了。另一方面,“弱鸟先飞”的概念确实鼓舞人心,给人长志气。虽然以前大家有一些自卑心理在作怪,但咱们人穷志不能穷。“弱”是现实,但要从自己身上找落后原因,要奋勇“先飞”。只要有志气,就能后来居上。
现在回头来看,习书记当年的思路不是很对吗?条件逐渐具备了,方方面面就发展起来了。当时清单列了一大堆,不切合实际。说到底,最终还要靠大家振作起来,凝神聚气,把内心的积极性激发出来,把各项工作做好,改变贫困面貌。“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的思想,一直贯穿于习书记在宁德工作的始终,并被闽东人民传承发扬,称之为“闽东精神”。
采访组:宁德当年是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习近平同志尤其重视脱贫工作。在您看来,宁德的脱贫实践,对他后来形成系统的脱贫思想起到了哪些作用?
林思翔:摆脱贫困,是习书记当年在宁德工作的着力点。宁德这样一个脱贫样本,直接推动了他脱贫思想的形成。正是在宁德这个地方,他加深了对地方贫困状况的认识。宁德是福建最贫困的地方,贫困的面貌在他头脑当中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记,贫困地区群众要求摆脱贫困的呼声也给他内心带来强烈震撼。在宁德基层,农村的房子都很破旧。当年他陪同王兆国省长到宁德考察,在寿宁县就看到老百姓真有穷得两个人合穿一条裤子的。更重要的是,地区一旦戴上贫困帽子,干部群众的自尊心受到打击,就会觉得什么都不如人家。所以,鼓励干部群众树立信心,长自己志气,也非常必要。这些实际感触,对习书记后来锲而不舍地抓脱贫攻坚,有着重要启发。
宁德的工作经历,也是习书记提出精准扶贫思想的源头之一。他最反感不切实际的数字脱贫和“撒胡椒面式脱贫”。他当分管农村工作的省委副书记时,宁德地委的一位领导,向省里报告说闽东已经基本脱贫。他看到这个报告就表示怀疑。当时全省的计划是到2000年基本脱贫,意味着有85%能够达标,剩下的15%还不能完全脱贫,所以说是“基本脱贫”。考虑到特殊的历史条件,这15%不脱贫的指标就是留给闽东地区的。如果连闽东都已经脱贫了,那全省就全面脱贫了。可见习书记对待脱贫问题非常实事求是,态度也客观冷静。所以我认为,习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理念是在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要精准到每一户里去,一户一户地算,而不是粗糙地、笼统地说达到什么水平了,人均多少。脱贫工作可不能搞平均。
正是在宁德这个地方,习书记开始下决心通过移民安置的方式,从根本上解决部分百姓因为自然条件局限无法脱贫的问题。他到基层调研,多数都是去最贫困的地方,接触最底层的群众。当初他“三进下党”的下党乡,建乡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就是几座旧房子。赤溪村(原下山溪村)的贫困早在1984年就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习书记到宁德后更加重视这个村的脱贫问题,后来整村实施搬迁,从山上移民下来。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除了要给移民盖房子,还要让大家有田种、有事做,安居乐业,让他们的子女都能接受义务教育,斩断“穷根”,防止贫困的代际延续。连家船民上岸和茅草房改造,也是他在地区和省里任职期间搞起来的,最初只是宁德小规模小范围的尝试,后来在全省推开,被称为“造福工程”。这都是他到省里任副书记和省长期间大力推动、起了主导作用的。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两年的接触中,他在哪些方面让您感受最为深刻?
林思翔:习书记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他重情义,有真性情,我认为这是他最富有人格魅力的地方。最有代表性的事情,就是他对老干部的感情。闽东这个地方,北方的老干部比较多。他对老干部敬重有加,舍得花时间跟他们谈话。老干部有什么事找他,甚至谈一两个钟头,他都不觉得是“浪费时间”。用他的话说,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他说:“通过谈话可以沟通思想,这比做其他工作还要管用。”
有这样一件事情。宁德行署有一位领导干部叫李治礼,是从山西过来的。他开始是行署副专员,后来是地区纪委书记,习书记到宁德时他已经退休了。很不幸的是,有一天,这个李书记突发脑溢血,去世了。他的老伴慌乱之中,抓起电话就给习书记打了过去,说:“习书记,我们家老李走了。”后来他老伴跟我讲,她并没有与习书记直接接触过,但在那样的时刻,什么人都没有想起来,一下子就想到了习书记,要给他打电话。其实,是李治礼同志觉得习书记对老干部们很尊重,对他印象好,经常在家里提到,就给他老伴留下了习书记非常值得信任的印象。
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宁德地委有一个老书记叫李天瑞,也是习书记很敬重的人。老书记回闽东来,习书记都交代办公室要派车接送,还虚心向他请教。后来李书记也是突发急症去世了。料理后事的时候,习书记非常难过,当即发了唁电,并交代我全权代表宁德地委去安排抚恤,后来还亲自参加他的追悼会。
他对宁德地委前任书记吕居永同志也格外尊重。他接吕书记班的时候,吕书记已经62岁,他才35岁。但是他下乡调研的时候,还会请吕书记一起去。这份现任领导对上任领导的敬重是非常难得的。
过年过节,习书记去慰问老干部的时候,都要专门去看望老红军。有时下基层,也不忘记这方面的事。屏南县是宁德最贫困的地方之一,他去调研的时候,还专门去了寿山乡东盘村。寿山非常偏僻,是野猴子出没的地方。东盘村就更偏僻了,可是他带着我们跋山涉水,一路走进那个村子,就是为了去看望一位老红军。
采访组:您刚才谈到,习近平同志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除了对老干部的感情很深,还有哪些感人的故事吗?
林思翔:习书记的故事太多了。他千方百计考虑闽东如何摆脱贫困,说到底就是一种为民情怀。他心中牵挂群众,就是人情味的集中体现。还有,他在宁德掀起反腐风暴,清理违规建房,不是说为了抓几个“老虎”,主要还是从维护人民利益角度出发,考虑到闽东的土地本来就稀缺,良田被挤占了,人民利益就受损失。而且,他从陕北的山沟沟里面走出来,又在宁德的万千大山中感受百姓疾苦,对基层农民的情感早就融入了血液。
习书记有一个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和他一起共事的班子成员,或者身边工作的同志,和他谈到一些想法和要求,他都会随时记在上面,甚至包括一些要求解决的个人问题。比如有人要求工作变动啊,家里生活有什么困难啊,只要你的要求是合理的,他都会记在这个小笔记本里。可能当事人自己说完都没有在意,但过一段时间,他就帮助解决了。所以说,他是个行胜于言的有心人,不爱讲官话套话,或是张口闭口讲大道理,而是用实际行动关爱干部群众。
他和大家谈起话来非常平易近人,彼此什么话都可以放开讲,全是大实话,让人感觉到他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真佛只讲家常话”。我想,他的这种人情味,与他丰富的阅历有关。他在陕北农村插队7年,生活中也承受过各种各样的磨难,对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非常珍惜的。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的接触交往中,有哪些亲身经历的故事吗?
林思翔:习书记调到省里以后,对我的工作仍然非常关心支持。1996年底,我调到省科协工作。他知道了,还专门给我打电话聊过几回。有一次,我们省科协在南平市举办山区经济发展论坛,是带有务虚性质的研讨会。我想,最好能请到一位省领导参加,对会议效果能起到促进作用,与会者回去后也好贯彻。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到习书记办公室,想请他到会讲话。习书记想了想,说:“好啊,我支持科协工作。”1999年3月,他就和我一起去了南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论坛办得非常成功。那时候他是分管农业的副书记,会后还专门提出,要去看一看南平灾区重建情况。因为1998年南方发生特大洪水,南平受灾很严重,过了一年,他还在牵挂这件事。就这样,我陪着他把南平的几个县看了一遍。
看完灾区重建,他又去考察了地处南平西芹的福建林学院,为学院办了一件大好事。那个时候,福建林学院建在南平西边的大山里面。学院一直想迁到福州去,但领导层没有人敢拍板,也没有把这件事摆到议事日程上。林学院的领导来找我,说能不能请习书记来看一看,反映一下我们的困难。我就向习书记汇报了这个事。他听完,就决定马上去看看。看完以后,他跟我讲:“学院确实应该搬出来,在山沟沟里面是不行的。”不久,他当选省长,就在他手上,把林学院搬到了福州,和农业大学合并,改名为福建农林大学。
和习书记一起共事过的同志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感到他待人非常真挚,在一起经历的很多事情都铭记于心,不管他当了多大的领导也没有忘记。2010年他回到宁德,那时他已经是国家副主席,还专门找到当时一起在宁德搭班子的老同志座谈,和大家聊得非常愉快。他回想起当年吃宁德本地小吃地瓜粉扣,还高兴地对我讲:“当初咱们做邻居,你们家里有几种菜烧得可好啦!”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是那样子,和大家讲家常话,非常亲切。
后来,我们单位先后编了两套书,我专门寄给他。本以为他收不到,可没过多久,他就让中央办公厅的同志给我打电话,说书都已经收到了,向我表示感谢。他从来没有忘记老朋友,这种为人和风格,让我们钦佩。
采访组:除了刚才这些话题,习近平同志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交往中,还有哪些方面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林思翔:习书记到宁德任书记的时候,我是地委秘书长。他的办公室在我办公室楼上,宿舍在我家隔壁,两家的厨房中间仅隔着一个采光小天井。
刚和习书记打交道时,就感觉他非常朴实,生活上也没什么讲究。吃饭就在地委食堂。穿衣服也是入乡随俗,没让大家感觉有什么与众不同。住的跟我们一样的旧房子,建筑面积大约是九十几个平米,条件差不说,还是个靠西墙的房间,太阳一西晒就会很热。他坐的车是一台很旧的老爷车,出事故大修过,经常在路上抛锚。不熟悉的人不知道,宁德虽然离福州不远,可外面的人一来就会被这里的山路吓住。刚出宁德城关就是著名的飞鸾岭,山高路险,盘山路旁边就是万丈悬崖,看下去很可怕。宁德的路这么糟糕,习书记本可以配个好点的车子,可他坚持不用。
他的办公室也是老书记用的办公室,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里外两个小房间,外面有一套沙发接待客人,里面就是一组老式办公桌椅。唯一的“高档”电器是一部窗式空调,转起来噪声非常大,嗡嗡作响,还时不时出点故障,闹罢工。可习书记对这些都不在意。
习书记爱读书、爱学习,这在宁德也是出了名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家属楼里,灯关得最迟的就是他家。有时候到了十一二点,整个院子里都黑乎乎的一片,只有他家的灯光还亮着,他还在看书。我有时到他家里去汇报工作,就看到一摞一摞的书堆在地上,走路都要绕着走。我看了看,既有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研究,也有张承志的小说,天南海北,他什么书都看。他说:“我什么书都爱看,在农村插队的时候就是这样,白天挑担子,晚上就在小油灯下读书。”
他不仅自己爱读书,也非常提倡机关干部读书看报。当时宁德地委财政比较困难,我当秘书长时,所有地委委员只订了一份《人民日报》,谁要看就去会议室看。没想到他来了就问我:“我的《人民日报》呢?”我跟他讲没专门订。他就说:“《人民日报》一定要订,不看《人民日报》怎么了解国家大事,怎么能当好领导干部?”原来他有天天看《人民日报》的习惯。后来,我们不仅订了《人民日报》,《福建日报》也是每人一份,在习书记的潜移默化之下,地委机关读书看报的气氛也逐渐浓厚起来。
他不仅自己爱读书看报,而且对于报刊建设和发行也重视,《闽东报》就是在他手里复刊的。他刚来的时候就讲:“宁德应该有一张报纸。”其实宁德之前一直是有报纸的,“文化大革命”中停掉了,一直没有恢复起来。他很重视复刊工作,专门成立了筹备组,用2个月时间就把《闽东报》恢复了,他还专门写了复刊词。后来有一次在福安县召开地区报刊发行会,他还专门去讲话,谈到要重视党报党刊的发行工作。
习书记在宁德工作虽然只有短短的2年,但大家的反映很好,他在干部群众中的威望很高。他每次讲话,思想深,视野宽,站位高,看问题有辩证分析,话讲得又务实周到。每次他作报告,会场就很安静。有时候可能开到中午12点半,但大家都听得很认真,觉得有收获,都不觉得累。
应该说,习书记来宁德之后,给这个古老而又闭塞的地方带来了一股清新气息。他的理念是新的,讲的话也是新的,总是充满辩证的力量,分析很透彻。一方面讲清宁德的弱势有哪些,另一方面摆出好的优势在哪里,两相比较,利弊自见,这对大家都是很好的学习和提高机会。他为人厚道,有人情味,从不冷冰冰地居高临下,而是给人温暖和安全感,每次找到他谈话以后,心里都热乎乎的。
今天,他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闽东干部群众都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感到骄傲。有这样富有人情味的人民领袖,我们的伟大事业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转载自2019年6月3日《学习时报》)
责任编辑:赵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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